综述

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的研究进展

吕子超 徐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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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吕子超,徐希奇.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的研究进展[J/OL].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网络版）,2026,9:e1000232.http://www.cvjc.org.cn/index.php/Column/columncon/article_id/412.DOI：10.3760/cma.j.cn116031.2026.10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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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26/10/19    浏览量： 12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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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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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是全球致死、致残的首要疾病。研究显示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发展与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肥胖、不良生活方式及遗传等因素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随着一级预防理念的不断强化，尤其是强化降脂治疗的推广，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和致死致残率有所下降，但缺血性事件复发风险仍然较高，与此同时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和死亡负担仍呈上升趋势［1］。

20余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慢性低度炎症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急性期反应蛋白共同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展、破裂及继发血栓形成等病理生理过程，共同导致急慢性心脑血管病。另外，炎症还可导致内皮功能紊乱、白细胞向内皮下组织浸润、泡沫细胞形成及凋亡等，继而引起血管新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接受规范心脑血管病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残余炎症风险是病情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多项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亦证实，在强化降脂治疗的基础上附加抗炎治疗可进一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复发风险［2］。2024年欧洲心脏病学会相关指南中指出，对于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CCS）患者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可考虑使用低剂量秋水仙碱（0.5 mg/d），以减少心肌梗死、卒中及血运重建风险（Ⅱa，A）［3］，标志着抗炎治疗正式成为心血管疾病综合管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炎症在心脑血管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炎症相关生物标记物、抗炎药物治疗心脑血管病等进行了综述。

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一、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

将动脉粥样硬化作为一种炎症性疾病的观念最早可追溯至1858年，德国病理学家Rudolf Virchow在尸检中观察到动脉壁存在类似活动性炎症的细胞浸润与增殖现象，提出了“动脉内膜炎”的概念［4］。20世纪70年代美国病理学家Russel Ross提出“损伤‑反应学说”，系统阐述斑块形成是血管壁对机械或化学损伤的系列修复过程，并指出其组织学特征与慢性炎症相似，1990年又将其修正并扩展为“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学说”理论体系［5］。

研究已证实炎症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基因敲除实验证实，破坏炎症相关基因可降低动脉粥样硬化风险，且这种作用独立于循环血脂水平；而缺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等关键趋化因子可减轻动物模型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6］。临床研究显示，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炎症性疾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进程加速，提示系统性炎症具有致病作用；而急性血管炎症的不充分消退则是维持斑块内慢性低度炎症的关键机制［7］。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可致血栓形成，而其还与炎症密切相关，巨噬细胞分泌的基质金属蛋白酶对胶原降解减少及平滑肌细胞减少可导致斑块纤维帽破裂；而斑块侵蚀机制与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介导的内皮损伤、Toll样受体（TLR）‑2激活及局部血小板活化密切相关［8］。另外，血脂异常还可激活内皮细胞与巨噬细胞上的TLR‑2/TLR‑4信号通路，启动促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基因表达；高密度脂蛋白在炎症微环境中可被修饰转化为促炎颗粒，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病理生理过程。

二、炎症细胞及免疫调控机制与动脉粥样硬化

1.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均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1）固有免疫：巨噬细胞是斑块内的主要炎症细胞，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PRR）感知修饰脂蛋白，激活核因子‑κB（NF‑κB）和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炎症小体，分泌白细胞介素（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因子及基质金属蛋白酶，驱动炎症并削弱斑块稳定性。动脉粥样硬化早期中性粒细胞可募集并浸润病变部位，其释放的NETs可损伤内皮并促进斑块侵蚀。（2）适应性免疫：CD4+Th1细胞通过干扰素‑γ促进炎症反应，而调节性T细胞的保护作用常显不足，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的类胰蛋白酶等介质可修饰高密度脂蛋白并激活血管紧张素系统，血小板作为炎症放大器，通过释放CD40配体等介质形成血小板‑白细胞聚集体，桥接血栓与炎症。

2.炎症调控网络涉及多层面：MCP‑1及其受体C‑C趋化因子受体2（CCR2）募集单核细胞，细胞因子形成正反馈环路放大炎症信号，表观遗传机制（如组蛋白修饰）与非编码RNA（如miR‑155）动态调控基因表达，免疫细胞的代谢重编程（如向糖酵解转变）亦深刻影响其功能状态，这些相互关联的调控环节共同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

三、炎症反应与动脉粥样硬化

1.脂蛋白滞留、修饰与单核细胞招募：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早期事件之一是含载脂蛋白B100的脂蛋白进入动脉内皮下层并滞留［6］。滞留的脂蛋白修饰后生成促炎性脂质，激活内皮细胞，使其表达黏附分子和趋化因子，从而增强单核细胞的黏附与募集。单核细胞进入血管壁后摄取脂质转化为泡沫细胞，并进一步分化为巨噬细胞［9‑10］。由于迁移能力受限，这些细胞滞留于病变部位，使急性防御性炎症转变为持续性慢性炎症。巨噬细胞表型复杂多样，远超传统M1/M2的简单分类。

2.胆固醇晶体激活NLRP3炎症小体：斑块中形成的胆固醇晶体被巨噬细胞吞噬后，可激活NLRP3炎症小体。激活过程需要2个信号，即由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等提供的启动信号增加前体细胞因子转录，以及由胆固醇晶体本身提供的激活信号，最终导致IL‑1β等活性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持续驱动炎症进展［11‑13］。

3.慢性感染与肠道菌群：某些慢性感染可能通过直接感染、分子模拟或全身性促炎效应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肠道菌群能将膳食成分转化为三甲胺氧化物，后者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与血栓形成。此外，肠道来源的低度内毒素血症也可诱发慢性低度炎症，促进疾病发展［14‑16］。

4.年龄相关克隆性造血：年龄增长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年龄相关的体细胞造血突变，如TET2基因功能缺失，可通过增强NLRP3炎症小体通路等方式加剧炎症反应，是新发现的衰老个体心血管风险升高的机制之一［17‑18］。

5.细胞衰老：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存在衰老表型的细胞。这些细胞通过分泌多种促炎因子和基质降解分子，促进斑块形成并降低斑块稳定性。清除衰老细胞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出一定的治疗潜力［19］。

6.适应性免疫的调控作用：针对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等自身抗原的适应性免疫反应，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促炎性Th1、Th17细胞反应可加重血管壁炎症，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和进展；调节性T细胞则可抑制炎症反应，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这一机制为免疫调节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17,20‑21］。

7.精神压力：精神压力可通过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刺激造血干细胞和炎症性单核细胞的产生与释放，进而促进斑块形成与进展［22‑25］。

8.传统危险因素：胰岛素抵抗、肥胖、高血压、吸烟等传统危险因素均可通过诱发或加剧慢性低度炎症状态，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26‑27］。

9.炎症消退缺陷：有效的炎症消退对防止慢性炎症至关重要。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巨噬细胞对凋亡细胞的清除存在缺陷，同时促消退介质与促炎介质之间的失衡，致使炎症持续不退，坏死核心扩大［28］。

将炎症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机制总结如图1。

炎症相关生物标志物


一、高敏C反应蛋白（hsCRP）

hsCRP是评估无症状血管炎症(低度炎症负荷)的常用血液指标，其可用于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分层，是传统危险因素（如血压、胆固醇）的有益补充。在结合其他危险因素综合解读时，hsCRP<1、1~<3和≥3 mg/L通常分别对应较低、中等和较高的心血管事件风险［29］，hsCRP>10 mg/L时则提示近期感染、创伤或其他急性期反应所致的短暂升高，因此应在患者临床稳定后间隔2~3周复查，并以较低的复测值（而非简单平均值）用于风险预测与临床决策，同时还应评估潜在感染或活动性炎症来源［29‑30］。值得注意的是，hsCRP持续升高不能简单等同于“假阳性”，因为在慢性自身炎症性疾病等状态下，长期炎症负荷本身就可能与早发动脉粥样硬化并存［31］。在病情稳定的门诊患者中，hsCRP具有一定的长期稳定性，同一患者在不同时间点检测值的波动程度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血压相似，因此其可为长期心血管风险评估提供参考。大样本量长期随访研究结果显示，hsCRP单次随机测量在预测远期心血管事件方面提供了与LDL‑C、脂蛋白a[Lp(a）]不同但互补的风险信号，例如对基线健康女性长达30年的随访结果显示，将hsCRP与LDL‑C、Lp(a)联合进行评估可更全面地刻画长期风险谱系［32‑34］，而European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into Cancer‑Norfolk队列的长期随访结果亦支持LDL‑C、hsCRP与Lp（a）具有相互独立且可叠加的临床预测价值［32］。

二、其他

如纤维蛋白原、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髓过氧化物酶、血清淀粉样蛋白A、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IL‑6等，这些生物标志物虽具有一定风险预测价值，但总体上并未显示出优于hsCRP的效能，且在检测标准化与可及性方面受限。

三、影像生物标志物

CT、心脏磁共振（CMR）、超声成像及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等影像技术可用于识别炎症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及血管周围炎症，这些病理表现与斑块进展及破裂密切相关［35‑36］。近年来，基于CT血管周围脂肪表型分析提出的脂肪衰减指数作为一种新型影像生物标志物，可在无明显结构性改变时识别出冠状动脉炎症，并可独立于传统危险因素预测心血管事件风险。

总之，对于有动脉粥样硬化危险的人群在临床稳定状态下通过hsCRP进行筛查，并将其与LDL‑C及Lp（a）联合进行评估，正逐渐成为血管疾病风险评估的常用策略之一［37］，需注意避免在急性感染或其他急性事件期间进行检测。

抗炎药物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


一、秋水仙碱

1.药理机制：秋水仙碱通过与β‑微管蛋白结合，抑制微管聚合及依赖微管的细胞内运输，从而同时影响固有免疫与血栓炎症反应。秋水仙碱可抑制中性粒细胞极化、趋化、黏附和脱颗粒，抑制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形成；干扰NLRP3炎症小体的组装与激活，减少caspase‑1活化以及IL‑1β、18的成熟释放；减弱白细胞与内皮细胞、血小板之间的相互作用，减少中性粒细胞‑血小板聚集和局部促栓信号。上述作用可降低血管壁炎症负荷、延缓斑块炎症进展并改善斑块稳定性，并非直接降脂或抗凝，其临床效应受病程阶段、残余炎症程度及缺血事件发生机制等的影响。秋水仙碱的多靶点抗炎作用及其与动脉粥样硬化缺血事件二级预防的关联详见图2。

2.治疗效果：10余年来多项临床研究探讨了低剂量秋水仙碱在冠心病二级预防中的有效性。2013年发表的LoDoCo研究是一项前瞻性、随机、开放标签、终点盲法判定试验，共纳入532例临床稳定的冠心病患者，在他汀类药物及抗血小板药物等标准二级预防治疗的基础上，随机给予秋水仙碱0.5 mg/d或不加用秋水仙碱，中位随访3年。结果显示秋水仙碱组与对照组主要复合终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院外心脏骤停或非心原性栓塞性缺血性卒中）发生率分别为5.3%和16.0%（HR=0.33，95%CI 0.18~0.59），主要复合终点风险降低约67%，提示低剂量秋水仙碱可降低稳定性冠心病患者心血管事件风险［38］。2019年发布的COLCOT研究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纳入了4 745例急性心肌梗死后30 d内的患者，给予秋水仙碱0.5 mg/d进行干预，中位随访22.6个月，结果显示主要复合终点（心血管死亡、复苏成功的心脏骤停、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血运重建）发生风险较安慰剂低了23%［39］。2020年LoDoCo2试验纳入了5 522例慢性冠心病患者，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设计，中位随访28.6个月，结果显示秋水仙碱0.5 mg/d可将主要复合终点（心血管死亡、自发性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血运重建）风险降低31%，提示慢性稳定性冠心病患者持续抗炎干预可带来额外获益［40］。2021年Fiolet等［41］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低剂量秋水仙碱可使冠心病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25%，使心肌梗死风险降低约22%、卒中风险降低约46%、冠状动脉再次血运重建风险降低约23%，但对全因死亡无明显影响，提示获益主要来自缺血性事件和再次血运重建减少。2023年美国慢性冠心病管理指南推荐将秋水仙碱用于冠心病的二级预防（Ⅱb，B）［42］。2021年Samuel等［43］基于COLCOT数据开展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显示，长期低剂量秋水仙碱在减少冠心病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降低医疗支出、提升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方面具有经济学优势，这为其在冠心病二级预防中的推广添加了新的证据。

EKSTROM试验通过影像学随访发现，相较于安慰剂机组，稳定性冠心病患者接受低剂量秋水仙碱治疗1年后斑块总体积较小［44］。但针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CLEAR SYNERGY研究结果显示，在7 062例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中，秋水仙碱0.5 mg/d治疗3年并未降低主要复合终点事件的发生率［45］。虽然秋水仙碱降低了C反应蛋白的水平，但未转化为临床终点获益，提示稳定性冠心病的结果不能直接外推至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一项纳入了CLEAR SYNERGY、CHANCE‑3和CONVINCE等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低剂量秋水仙碱可使冠心病二级预防人群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减少约25%，获益主要来自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和紧急血运重建的下降，但全因死亡并未明显减少［46‑47］，提示其作用主要为减少特定缺血事件，而非减少死亡。

CHANCE‑3和CONVINCE两项随机对照试验探讨了低剂量秋水仙碱在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中的疗效，均未见明确获益。2024年发布的CHANCE‑3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纳入了8 343例发病24 h以内、伴高炎症状态（hsCRP≥2 mg/L）的非心原性轻中度缺血性卒中或高危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患者，给予秋水仙碱0.5 mg/d，治疗90 d，并未见新发卒中风险降低［48］。同年，Kelly等［49］发布CONVINCE研究结果，其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终点盲法判定的安慰剂对照试验，纳入了3 144例非心原性缺血性卒中或高危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在标准二级预防基础上加用秋水仙碱0.5 mg/d，中位随访33.6个月，尽管主要复合终点事件（复发卒中、心肌梗死、心脏骤停、住院）风险降低16%，但差异未达统计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干预组C反应蛋白水平持续下降，提示秋水仙碱具有明确的生物学抗炎效应及潜在获益可能。CHANCE‑3研究聚焦超早期高复发窗口，该阶段事件多由斑块不稳定、血栓形成等快速过程主导，秋水仙碱缓慢起效可能难以影响短期复发。而CONVINCE研究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8%的随访数据缺失，可能影响了其统计效能。秋水仙碱抗炎治疗在卒中领域获得了阴性结果，可能与卒中复发机制高度异质性有关，不同于冠心病主要由炎症驱动的动脉粥样硬化过程，卒中还涉及小血管病变、栓塞及血流动力学异常等多重病理生理机制，抗炎治疗效应可能被稀释。

将低剂量秋水仙碱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的代表性临床研究总结如表1［38‑40,44‑45,48‑49］。

3.主要不良反应及应用注意事项：低剂量秋水仙碱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腹泻、恶心和腹痛，通常在治疗早期出现，部分患者需减量或停药。少见但需警惕的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肝酶升高、周围神经病变及肌病/横纹肌溶解等。秋水仙碱经细胞色素P450 3A4（CYP3A4）代谢，并由糖蛋白转运；与克拉霉素、酮康唑、环孢素、维拉帕米或地尔硫䓬等CYP3A4或P‑糖蛋白抑制剂合用时，秋水仙碱血药浓度可升高，药物蓄积及毒性反应风险升高。与他汀类药物联用时，尤其在肾功能不全、高龄或合并其他相互作用药物的患者中，应关注肌痛、肌酸激酶升高和肝肾功能损害等［4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应避免长期使用。对于高龄、低体重及多重用药的患者应进行个体化评估，治疗前及随访时应监测血常规、肝肾功能。现有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未提示低剂量秋水仙碱增加严重出血风险，但胃肠道不耐受会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长期净获益仍需结合基线缺血风险、感染风险和合并用药情况综合判断。

4.中国人群证据与指南立场：目前中国人群的直接证据仍有限，CHANCE‑3是来自中国人群的规模最大的关于卒中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为阴性结果，提示冠心病的证据不能直接外推至我国全部脑血管病患者。《中国慢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诊断及管理指南》中指出，对于其他危险因素未充分控制或优化治疗后仍反复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患者，可考虑低剂量秋水仙碱抗炎治疗（Ⅱb，B）［50］。该推荐强度低于部分欧美指南，反映了获益人群、疗程及长期安全性仍存在不确定性，未来需开展面向中国冠心病人群的前瞻性研究。

二、其他抗炎药物与新型抗炎治疗策略

除秋水仙碱外，其他抗炎药物与新型治疗策略主要通过抑制炎症信号通路、调节适应性免疫及促进炎症消退等发挥作用，病灶靶向递送则有助于提高药物的局部作用。近年来，多项基础及临床研究探讨了他们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中的应用。现有研究主要评价炎症相关生物标志物、影像学指标及临床终点，其疗效仍需结合研究人群、病程阶段及终点类型综合判断。

1.靶向IL‑1通路的药物：IL‑1β位于NLRP3炎症小体下游，可诱导IL‑6及其他炎症介质释放。卡那单抗是选择性中和IL‑1β的单克隆抗体。CANTOS研究纳入了10 061例既往心肌梗死且hsCRP≥2 mg/L的患者，在标准治疗基础上每3个月皮下注射卡那单抗50、150或300 mg，或给予安慰剂，中位随访3.7年。结果显示，150 mg组与安慰剂组主要复合终点事件（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或心血管死亡）发生率分别为3.86/100人年和4.50/100人年（HR=0.85，95%CI 0.74~0.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获益不依赖于血脂下降。提示选择性阻断IL‑1β可降低伴残余炎症风险的心肌梗死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但研究结果并未显示其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且增加了致死性感染风险，加之治疗成本较高，限制了其的临床应用。其对缺血性卒中复发的预防作用仍需进一步探索［51］。

阿那白滞素（anakinra）为重组IL‑1受体拮抗剂，可阻断IL‑1α及IL‑1β介导的IL‑1R1/MyD88/NF‑κB/MAPK信号通路。VCUART3研究纳入了99例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给予阿那白滞素治疗14 d。结果显示阿那白滞素可降低hsCRP水平，但12个月时左心室容积及射血分数未见显著改善，心力衰竭相关次要终点的获益情况仍需进一步验证［52］。SCIL‑STROKEⅡ期临床研究纳入了80例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在发病5 h内开始皮下注射阿那白滞素100 mg，每日2次，治疗3 d。结果显示阿那白滞素可降低IL‑6及C反应蛋白水平，但未改善3个月时改良Rankin量表评估的功能结局［53］。提示短期阻断IL‑1相关信号通路可减轻急性缺血事件后的炎症反应，但对急性期组织损伤及长期缺血事件复发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索。

2.靶向IL‑6及其受体的药物：IL‑6介导固有免疫激活后的炎症反应，并促进肝脏急性期蛋白合成。靶向IL‑6的治疗主要包括抑制IL‑6及阻断其受体。RESCUEⅡ期临床研究纳入了264例中重度慢性肾脏病且hsCRP≥2 mg/L的患者，每4周皮下注射IL‑6单克隆抗体ziltivekimab 7.5、15或30 mg，或给予安慰剂。结果显示，治疗12周后3个剂量组hsCRP较基线的中位降幅分别为77%、88%和92%，安慰剂组为4%，纤维蛋白原等炎症及血栓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亦下降，提示ziltivekimab具有明确的抗炎作用，但其对心脑血管事件的影响仍需进一步证实［54］。

ZEUSⅢ期临床研究纳入了6 300余例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合并慢性肾脏病且hsCRP≥2 mg/L的患者，每月给予ziltivekimab15 mg或安慰剂。2026年7月31日申办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ziltivekimab虽可抑制IL‑6相关信号通路，但未降低主要复合终点事件（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或非致死性卒中）的发生风险（HR=0.99，95%CI 0.88~1.11），而严重感染发生率较高，全因死亡未得到明显改善［55］。提示炎症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下降未必伴随临床获益，其疗效及安全性仍需结合后续结果进一步评价。

托珠单抗（tocilizumab）通过阻断IL‑6受体发挥抗炎作用，相关研究主要探讨其对急性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ASSAIL‑MI研究纳入了199例发病6 h内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围术期单次静脉给予托珠单抗280 mg或安慰剂。结果显示托珠单抗组经CMR评估的心肌挽救指数高于安慰剂组，但6个月时梗死面积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对长期心血管事件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索［56］。

2026年发表的IRIS研究是一项Ⅱ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共纳入108例接受血管内治疗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于发病24 h内单次静脉给予托珠单抗240 mg或安慰剂。结果显示托珠单抗组72 h梗死核心体积增长的中位数低于安慰剂组，两组全因死亡及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未见明确差异［57］。上述结果为托珠单抗减轻血管内治疗患者急性缺血性脑损伤的潜在作用提供了初步证据。然而，受限于样本量其对长期功能结局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讨，其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二级预防中的潜在价值亦有待探讨。此外，还需关注感染、血液学异常及肝功能损伤等潜在风险。

3.传统抗炎药物及磷脂酶抑制剂：CIRT研究纳入了4 786例既往心肌梗死或多支冠状动脉病变同时合并2型糖尿病或代谢综合征的患者，给予甲氨蝶呤15~20 mg/周或安慰剂，中位随访2.3年。结果显示甲氨蝶呤未降低IL‑1β、IL‑6或hsCRP水平，亦未减少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且肝酶异常、白细胞减少及非基底细胞皮肤癌等风险增加［54］。该研究未以hsCRP升高作为入选条件，基线hsCRP中位数为1.6 mg/L。CIRT研究与CANTOS研究的结果不同，提示抗炎治疗的效果可能与药物作用靶点及患者基线炎症水平有关，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抗炎疗效不能直接外推至动脉粥样硬化二级预防［54］。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抑制剂darapladib可影响炎症相关脂质代谢。STABILITY研究纳入了15 828例稳定性冠心病患者，结果显示darapladib未降低主要复合终点（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发生风险［58］。SOLID‑TIMI 52研究纳入了13 026例近期发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患者，亦未见主要冠状动脉事件减少，且腹泻及异味相关不良反应较多［59］。VISTA‑16研究纳入了5 145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给予分泌型磷脂酶A2（sPLA2）抑制剂varespladib治疗，结果显示varespladib未改善主要终点，且心肌梗死风险增加，研究提前终止［60］。提示炎症相关生物标志物的风险预测价值并不等同于相应靶点的治疗价值，药物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仍需通过临床研究验证。

4.NLRP3炎症小体抑制剂：直接抑制NLRP3炎症小体可减少IL‑1β和IL‑18的成熟释放，并影响炎症相关细胞焦亡。动物研究显示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MCC950可减轻载脂蛋白E缺失小鼠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程度，为靶向NLRP3炎症小体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61］。口服抑制剂dapansutrile（OLT1177）的Ⅰb期临床研究纳入了30例病情稳定的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患者，短期给药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该研究主要评价安全性及药效学，尚未明确其对心肌梗死或卒中的预防作用［62］。未来仍需在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中开展临床终点研究，并关注长期用药的感染风险、肝脏安全性及其对缺血后组织修复的影响。

5.调节性T细胞与抗原特异性免疫治疗：调节性T细胞（Treg）可抑制过度免疫反应，低剂量IL‑2可通过高亲和力IL‑2受体促进Treg扩增。2026年发表的IVORYⅡ期临床研究纳入了69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且hsCRP>2 mg/L的患者，随机给予低剂量IL‑2或安慰剂，其中63例患者接受了至少1次治疗，60例患者完成主要影像学评估。治疗8周后IL‑2组靶血管PET/CT评估的炎症指标较安慰剂组低7.7%（P=0.015），Treg水平升高，但hsCRP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注射部位反应。由于随访期间事件数较少，其对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讨［63］。提示调节适应性免疫可减轻血管炎症，但血液炎症指标的变化与局部血管炎症的改善可能并不一致。

另外，载脂蛋白B相关肽段可用于诱导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研究显示载脂蛋白B的p18肽段可被人及小鼠的抗原呈递分子识别，采用该肽段对小鼠进行免疫接种可诱导保护性免疫反应，减轻动脉粥样硬化［64］。该策略通过调节针对斑块相关自身抗原的免疫反应发挥作用，为动脉粥样硬化疫苗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但目前尚缺乏临床研究的证据。其抗原选择、人群免疫差异、Treg保护性表型的长期维持及诱发自身免疫反应的风险仍需进一步探讨。

6.促进炎症消退与恢复胞葬作用：炎症消退是一个主动调控的过程，脂氧素、消退素、保护素及巨噬素等促消退脂质介质可限制炎症细胞募集、增强凋亡细胞清除并促进组织修复。研究显示人颈动脉斑块的易损区域存在促消退介质与促炎白三烯比例失衡，在小鼠中补充消退素D1可改善胞葬作用、减少坏死并增加纤维帽厚度［65］。提示促进炎症消退可能有助于改善斑块稳定性，但现有证据主要来自动物实验及人体斑块观察，其临床疗效仍需进一步验证，脂质介质的稳定性、有效暴露及给药方案亦需优化。

CD47‑信号调节蛋白α（SIRP α）通路是恢复胞葬作用的另一潜在治疗靶点。斑块内病变细胞表达的CD47可抑制吞噬作用，阻断CD47在多种小鼠模型中表现出了促进病变细胞清除并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效果［66］。但CD47亦参与正常红细胞的自我识别，全身性阻断可能增加红细胞清除并导致贫血，因此需提高治疗的病灶选择性［67］。上述治疗旨在促进炎症消退及恢复胞葬作用，其长期免疫安全性仍需在人体研究中进一步评价。

7.病灶靶向递送：纳米载体可将抗炎或促消退药物递送至病变血管及巨噬细胞，提高局部药物作用并减少全身暴露。动物研究显示以Ⅳ型胶原为靶点、负载膜联蛋白A1模拟肽Ac2‑26的纳米颗粒可增加高胆固醇血症小鼠斑块的保护性胶原层，减轻氧化应激及坏死［68］。2024年的一项猪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负载SHP1抑制剂的巨噬细胞靶向纳米治疗可减少早期病变中的凋亡细胞积聚及血管炎症，且未诱发贫血［67］。但该研究仅针对早期病变，其对晚期易损斑块及长期临床结局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探讨。此外，还需评估载体清除、肝脾蓄积、重复给药的免疫反应、生产一致性及治疗成本，并在标准降脂和抗栓治疗基础上验证其额外获益。

三、争议与证据边界

现有随机对照试验及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二级预防人群中，抗炎治疗可降低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及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等缺血性事件的发生风险，但获益程度因疾病类型、疾病阶段及抗炎靶点不同而存在差异，且尚未证实其可降低全因死亡率。可能是因为抗炎治疗的获益主要体现在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缺血事件，而肿瘤、感染、心力衰竭及其他非动脉粥样硬化相关死亡未必能从中获益；此外，现有研究的随访时间和统计效能也可能不足以检出全因死亡差异。hsCRP易于检测但缺乏血管特异性，感染、创伤、肥胖和自身免疫疾病均可使其升高，因此单次测量值不能等同于血管壁炎症水平，急性感染期应避免据此启动长期抗炎治疗。残余炎症风险在确诊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中的价值较为明确，但在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中，其独立指导治疗的价值仍不明确。现有研究中低剂量秋水仙碱未显现出类似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的明确的出血风险，但对于同时进行抗栓治疗的患者应个体化评估胃肠道症状、贫血和隐匿性出血的风险，同时应权衡感染、肌病和药物相互作用等的长期风险。

总结与展望


炎症贯穿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斑块失稳和血栓形成全过程，但抗炎治疗的临床获益具有明显的靶点、人群和病程依赖性。低剂量秋水仙碱在稳定性冠心病及部分心肌梗死后二级预防的研究中显现出降低缺血性事件的疗效，且治疗成本较低，而CLEAR SYNERGY、CHANCE‑3和CONVINCE等研究的阴性或中性结果则提示不能将其外推至所有急性心肌梗死或卒中患者。靶向IL‑1β‑IL‑6炎症通路的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该通路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显示出一定的临床应用潜力，但感染风险、治疗成本及长期安全性问题限制了其的临床推广。

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1）构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高风险且可从抗炎治疗中获益人群的筛选策略，将稳定期hsCRP动态变化与临床特征、遗传或蛋白组学标志物相结合；（2）评估冠状动脉周围脂肪衰减指数等影像生物标志物能否指导抗炎治疗；（3）探索调脂、抗栓、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与靶向抗炎或炎症消退治疗的多靶点联合方案。

  • 作者： 吕子超 1    徐希奇 1   

  • 作者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脑心病学中心，北京 100053 1   

  • 通信作者： 徐希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脑心病学中心，Email：xuxiqi0928@163.com

  • 关键词： 炎症；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病；抗炎治疗

  • DOI： 10.3760/cma.j.cn116031.2026.1000232

  • 基金项目： 四大慢病重大专项（2025ZD0551800，2025ZD0551809）

  • 利益冲突： 无

  • 收稿日期： 2026-07-28

  • 录用日期： 2026-08-06

  • 本文编辑： 徐静

    • 摘要中文

    无

    摘要英文

    无



    本研究主要材料与器材

    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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