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2023年中国心血管领域主要临床研究回顾

刘耀琨 郑博 霍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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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刘耀琨，郑博，霍勇. 2023年中国心血管领域主要临床研究回顾［J/OL］.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网络版），2024，7:e1000173(2024‑10‑31). http://www.cvjc.org.cn/index.php/Column/columncon/article_id/353. DOI:10.3760/cma.j.cn116031.2024.100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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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24/10/31    浏览量： 281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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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心血管领域主要临床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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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心血管领域主要临床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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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据我国最新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概要》，我国仍是心血管疾病负担大国，由于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流行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升高，疾病负担下降的拐点尚未出现[1]。我国心血管病专家和学者们时刻关注最前沿科学问题，全心致力于改善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沉重负担。在过去的一年中，丰富的研究成果登顶国际学术舞台，发出了属于中国的原创“好声音”。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2023年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原创性心血管领域临床研究进展进行分类盘点。通过Web of Science网站，以“heart”“cardi*”“myocardi*”“coronary”“arrhythmi*”“valv*”“hypertension”等作为主题词，结合最新期刊影响因子和学术影响力，选择从NEJM、Lancet、JAMA、BMJ等医学综合类期刊及其子刊，以及Eur Heart J、Circulation、JACC、Hypertension等心血管专类期刊及其子刊中进行检索，选取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及研究人群均来自中国大陆（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原创性临床研究论著，最终筛选出引用较高且笔者认为更具临床意义的研究成果，分别聚焦于高血压管理、冠心病诊疗技术及新药治疗、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控制、肺动脉高压介入治疗、肥厚型心肌病新疗法等领域。

高血压——生活方式干预与健康教育指导共同助力血压管理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概要》显示，高血压仍是我国患病率最高的心血管疾病，庞大的患病人群给我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挑战［1］。近些年，大量临床研究通过聚焦降压最佳目标值、高血压介入治疗新技术及降压新药研发等探索高血压的创新治疗方案。与此同时，合理的生活方式干预、患者健康教育与指导也可以更好地防治高血压，使得血压得到更早期地干预和控制，从而改善心脑血管预后。

在生活方式方面，过多的钠或食盐摄入是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我国是食盐摄入大国，据统计每年可导致约170万寿命年和10%以上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损失，是导致我国居民健康寿命损失的第一位膳食危险因素［2］。减盐是减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最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之一。我国学者近些年通过大量临床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了减盐干预措施对心脑血管预后能够带来巨大获益。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武阳丰教授团队在我国北方5个省600个

村庄，对近2.1万例有卒中病史或高血压未得到控制的人群开展了“低钠盐与卒中的关系研究”，随访时间长达5年，结果显示，使用低钠盐能显著降低卒中、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风险［3］。此外，该团队又对我国4个地区48所养老机构的1 612名老年人群，开展了“集体养老人群中低钠盐和逐步减少厨房供盐的干预效果和安全性评价”，2年随访时间显示，使用富钾低钠盐可以使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平均下降7.1 mmHg（1 mmHg=0.133 kPa）和1.9 mmHg，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降低40%［4］。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高血压报告》对我国开展的减盐项目成果也给予了高度肯定，数据显示，人均食盐摄入量从每日12.5 g下降到10.1 g［5］；人群平均收缩压由131.8 mmHg降至130.0 mmHg，舒张压由83.9 mmHg降至80.8 mmHg。2023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表了一项社区整群随机对照研究结果，首次针对中国家庭主厨开展减盐干预并评估了其效果［6］。该研究在中国60个社区中开展，按照社区整群随机对照研究设计（1∶1），对干预组给予12个月减盐干预措施，包括减盐健康教育讲座、盐摄入量监测及社区减盐支持性环境建设等。对照组不给予任何干预措施。12个月后共1 419人完成了随访调查，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24 h尿钠排泄量减少了336.8 mg［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127.9~545.7 mg］；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了2.0 mmHg（95%CI为0.4~3.5 mmHg）和1.1 mmHg（95%CI为0.1~2.0）；此外，干预组人群对减盐相关知识的认知、认可程度以及行动力均有显著改善。该研究在预防不良心脑血管事件方面也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意义，研究发现收缩压降低2 mmHg将使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发生风险分别降低5.2%和3.2%，如果将该干预措施在全国范围推广，预计每年将减少超20万例卒中和10万例缺血性心脏病事件的发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已提出到2030年成人每日盐摄入量减少20%的目标。该研究为如何有效开展减盐干预增添了新的科学证据,是帮助实现我国减盐目标的积极实践。相信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持续的基层人力投入，社区减盐综合干预措施可以极大改善我国人群血压水平和心脑血管疾病负担。

在患者健康教育与指导方面，高血压的控制和管理重在基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孙英贤教授团队聚焦于我国农村地区高血压管理，牵头组织了中国农村高血压控制项目（the China Rural Hypertension Control Project，CRHCP），旨在强调社区卫生保健者（即乡村医生）在血压管理方面的重大意义。该研究是一项开放的整群随机试验，共招募了33 995例未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按1∶1比例随机分配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的患者接受由经培训的乡村医生的多方面干预指导，包括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监测血压、改善生活方式及监督服药等健康指导；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治疗。2022年，CRHCP的Ⅰ期研究成果发布，证实经18个月的治疗，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高血压患者的平均收缩压、舒张压分别下降14.5 mmHg和7.1 mmHg［7］。2023年，其Ⅱ期研究结果再次公布，随访36个月后，血压降幅的净组间差异收缩压为-23.1 mmHg,舒张压为-9.9 mmHg。同时显示乡村医生主导下的高血压综合干预措施可有效降低33%心血管疾病、34%卒中及15%全因死亡风险［8］。而就在今年，研究团队再次取得突破性成果，对老年及非老年的高血压人群进行了48个月随访，结果显示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高血压人群中，由乡村医生主导的高血压综合干预措施可以安全有效地将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25%，总死亡风险降低10%；而对于年龄小于60岁的高血压患者而言，同样的治疗目标可以将心血管疾病和卒中风险降低36%、心力衰竭风险降低61%，以及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降低46%［9］。我国农村是高血压的重灾区，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控制率及对疾病的知晓率均较发达的城市地区有显著差距，以乡村医生为主导的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血压综合管理措施采用低成本、最直接的方式，从基层水平有效地控制和管理高血压，为我国农村和其他资源贫乏地区的血压管理和心脑血管疾病防治提供了充分的实践经验和指导意义。

冠心病——优化介入诊疗技术，精准预测结局


随着心血管介入技术的不断进步，冠心病介入诊疗手段已从传统的有创、基于二维解剖学的诊断模式（冠状动脉造影）向无创、聚焦腔内影像学、功能学意义的精准诊疗模式发展。

一、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价
在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价方面，基于导丝的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分数（fractional flow reserve，FFR）作为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价的“金标准”指标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大量研究数据表明FFR指导的血运重建治疗可减少支架置入并降低MACE发生率，从而改善患者预后，节约医疗资源。近些年，由于传统FFR指标存在测定耗时长、操作不便、血管扩张药物不良反应等诸多因素，衍生出了一系列无创或相对创伤性较小的新型血流功能学参数，如基于冠状动脉计算机体层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CTA）的FFR（CT angiography fractional flow reserve,CT‑FFR）、定量血流分数（quantitive flow ratio，QFR）、基于冠状动脉造影的FFR等，从而实现了对冠心病狭窄病变更加便捷、快速、低风险的诊疗。基于冠状动脉CTA影像数据集并应用先进的计算流体力学及人工智能等方法获得的CT‑FFR能通过单次检查同时获得冠状动脉的解剖和生理学信息，成为临床研究和应用的新热点。CT‑FFR测定不需要改变原有冠状动脉CTA的数据采集方案，不需要使用药物辅助，不会增加辐射剂量，已引起国内外心血管及影像科医师的广泛关注。DISCOVER‑FLOW、DeFACTO和NXT等研究结果均表示，与单纯冠状动脉CTA相比，CT‑FFR在诊断准确性和特异度方面有显著提高，并且与有创FFR有良好的一致性［10］。PLATFORM和ADVANCE等研究证实，与单纯冠状动脉CTA检查相比，冠状动脉CTA+CT‑FFR可以提高功能性心肌缺血的诊断性能，减少不必要的有创冠状动脉造影（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ICA）；同时，CT‑FFR也可以预测冠心病患者预后［11］。2023年，陈韵岱教授团队发表了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机器学习CT‑FFR计算现场部署策略对新发稳定胸痛患者治疗管理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TARGET研究，再次证明了CT‑FFR的优势［12］。该研究共入选1 216例冠状动脉CTA提示存在30%~90%狭窄病变的稳定性冠心病患者，随机分至CT‑FFR诊疗组和标准诊疗组，主要研究终点是接受ICA发现患无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或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的患者在90 d内未接受介入干预的比例。研究结果显示，与标准诊疗组相比，CT‑FFR诊疗组主要终点比例显著减少（28.3%比46.2%,P<0.001)；CT‑FFR诊疗组接受ICA的比例更低（69.2%比79.4%）。在过去的10余年间，冠状动脉CTA的广泛使用显著改善了我国冠心病的诊疗流程，ICA的单纯诊断作用正在减弱。但在我国接受ICA的患者中，在导管室内没有发现梗阻性冠状动脉狭窄的病例仍占多数，导致这个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功能学检查没有普遍应用或高级心脏成像技术的可用性不足。在完成冠状动脉CTA检查的患者中，部分处于临界病变的患者是否需要进一步进行ICA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ICA只适用于最有可能存在阻塞性冠状动脉狭窄或能从血运重建中受益的患者，而CT‑FFR策略将显著优化稳定型冠心病人群的管理。此外，现场部署方法确实有可能更便捷、更快速地回报结果，提高了冠状动脉CTA检查的敏感度，进一步巩固冠状动脉CTA作为导管室“看门人”的作用。

二、腔内影像学技术
腔内影像学技术［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血管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近红外光谱（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等］也是指导冠心病诊疗的重要辅助工具，尤其是在指导冠状动脉复杂病变介入和识别高危斑块等方面。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经常观察到非罪犯冠状动脉血管也存在病变，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可能会导致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因此识别具有未来风险事件的非罪犯高危斑块并选择最佳治疗策略和改善预后具有重大意义。PROSPECT研究通过应用IVUS评价三支冠状动脉，证明与非罪犯病变相关的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包括斑块负荷≥70%、薄纤维帽动脉粥样硬化（thin‑cap fibroatheroma，TCFA）和最小管腔面积（minimum luminal area，MLA) ≤4.0 mm［2, 13］。LRP研究则验证了通过NIRS评估的脂质核心负荷指数的预后价值［14］。PROSPECT Ⅱ研究进一步证实了LRP研究的结果，并通过对近期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三支血管NIRS‑IVUS，再次证实了大斑块负荷和大富脂核心的病变特异性风险［15］。此外，既往还有一些研究（CLIMA和COMBINE OCT‑FFR等）表明OCT可以通过对冠状动脉部分血管中的高危斑块进行扫描取样来预测未来心血管不良事件，但是没有完全实现非罪犯病变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一对一”追溯［16‑17］。基于此，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波教授团队进行了一项原创性研究，旨在探讨OCT识别的非罪犯高危斑块是否可以预测不良心血管事件和未来罪犯血管病变的位置［18］。该研究对883例接受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了长达4年的临床随访；对心肌梗死患者的3支主要心外膜冠状动脉同时进行OCT扫描，实现临床事件与基线冠状动脉斑块特征的一一对应。研究结果发现，主要终点事件（心源性死亡、非罪犯病变相关的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及计划外血运重建）的4年累积发生率为7.2%。存在TCFA或MLA<3.5 mm2等高危斑块特征将使主要终点风险显著增加至少3倍；而当这2种高危风险同时存在时，主要终点风险会进一步增加，风险比（hazard ratio，HR）分别为5.75（患者水平）和15.5（病变水平）。此外，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证实预测非罪犯病变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OCT特征的最佳截断值：最小斑块纤维帽厚度为66.7 μm，最大脂质弧度为225.7°，MLA为3.54 mm2，与预设的高危斑块特征标准基本相符。该研究首次从患者和病变2个层面分析了高危斑块特征对于MACE预测价值，确立了高危斑块影像特征及其临床界值，奠定了OCT在高危病变及心肌梗死风险评估中的指导性地位，有助于推动OCT作为日常临床实践中实用的冠状动脉腔内影像手段用于急性心肌梗死风险分层。
与此同时，于波教授团队还通过OCT评估了冠状动脉非阻塞型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ies，MINOCA）的潜在机制，并探究了不同病理生理机制引起的MINOCA的临床结局［19］。研究根据OCT结果将MINOCA患者分为2组，即动脉粥样硬化性MINOCA（atherosclerosis‑MINOCA，Ath‑MINOCA）和非动脉粥样硬化性MINOCA（Non‑Ath‑MINOCA）。研究发现，Ath‑MINOCA的原因有斑块侵蚀（33.7%）、斑块破裂（17.4%）和钙化结节（1.1%），而Non‑Ath‑MINOCA的原因有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4.2%）、冠状动脉痉挛（4.7%）和其他未分类原因（38.9%）。Ath‑MINOCA 1年MACE发生率为15.3%，而非Ath‑MINOCA为4.5%，其中靶病变血运重建和因心绞痛再住院的发生率在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心源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卒中的发生率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动脉粥样硬化是MACE的独立预测因子（HR为5.36，95%CI为1.08~26.55；P=0.04）。随着血管内成像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腔内影像学技术将在冠心病的发病机制研究、诊断及优化指导治疗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斑块应力参数
针对高危斑块的识别，除腔内影像学技术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陈良龙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涂圣贤教授团队等联合开发了我国原创的基于造影的斑块稳定性评估新工具——径向壁应变（radial wall strain, RWS）。该生物力学新指标无需额外耗材和额外介入操作，能够便捷、精准识别具有高风险斑块特征的非血流限制性病变并预测未来不良事件发生风险。RWS是通过从冠状动脉造影的动态图像中描绘一个完整的心脏周期内血管腔直径的相对变化并推导获得，可以在QFR分析后立即获得。既往研究探讨了RWS与OCT定义的易损性斑块参数的相关性，感兴趣段内RWS最大值（RWSmax）>12%提示存在高危或不稳定病变的可能性更大［20］。2023年该研究团队发表了多项关于RWS的最新研究成果。一项纳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44例基线造影中至少存在1处30%~70%新发病变狭窄、后续随访发生1型急性心肌梗死事件的患者的研究，通过1∶3倾向性评分匹配同期存在相似狭窄程度但未发生心肌梗死事件的132例患者，评估了基于冠状动脉造影的RWS对新发轻‑中度狭窄病变未来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事件风险的预测能力。研究发现，RWSmax预测未来急性心肌梗死事件的能力显著优于病变长度，ROC曲线分析显示RWSmax>12%预测未来急性心肌梗死事件风险的AUC值为0.83(95%CI为0.76~0.90；P<0.001)。此外，RWSmax>12%预测未处理病变未来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事件的HR达到7.25（95%CI为3.94~13.37；P<0.001）［21］。另一项研究属于FAVOR Ⅲ China研究的事后分析，通过联合应用RWS和基于Murray法则的定量血流分数（Murray law‑based quantitative flow ratio，μQFR），首次证实在μQFR阴性的延迟血运重建血管中增加RWS分析有助于指导更精准的预后评估。该研究显示，RWSmax>12%的血管1年血管源性复合终点（vessel‑oriented composite endpoint，VOCE）风险为14.3%，RWSmax≤12%的血管为2.9%（HR为4.44，95%CI为2.43~8.14；P<0.001）；μQFR‑ RWS联合相比μQFR单独应用，1年VOCE风险进一步下降48%（HR为0.52，95%CI为0.30~0.90；P=0.019）［22］。

冠心病药物治疗——新兴用药方案的原创性探索


以阿司匹林为基础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ual antiplatelet therapy，DAPT）是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术后的标准抗栓方案，但阿司匹林在临床应用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胃肠道损伤、过敏等导致阿司匹林不耐受。既往研究显示，相较于阿司匹林，吲哚布芬在减少血小板血栓素A2生成的同时对血小板以外的前列环素影响小，这意味着其具有更好的血小板选择性和胃肠道耐受性，以及更低的不良反应［23］；此外，吲哚布芬是可逆的环氧化酶1抑制剂，停药后血小板功能恢复较快，出血的风险也较低。然而，目前尚缺乏大规模临床证据支持在PCI术后患者中联合使用吲哚布芬与P2Y12受体抑制剂作为DAPT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基于此，来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葛均波院士团队设计了OPTION研究［24］。研究共入组4 551例置入了药物洗脱支架的冠心病患者，1∶1随机分为吲哚布芬联合氯吡格雷的DAPT组（吲哚布芬组）和传统DAPT组（阿司匹林组）。主要终点是12个月的净不良临床事件，包括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支架内血栓或出血学术研究会（Bleeding Academic Research Consortium，BARC）定义的2、3或5型出血。结果显示，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分别有4.47%和6.11%患者发生了主要终点事件（非劣效性P<0.001）；吲哚布芬组显著降低了27%的主要终点事件风险（HR为0.73，95%CI为0.56~0.94；P=0.015）。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分别有1.51%和1.40%患者发生了缺血性事件（P=0.76）；出血事件方面，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分别有2.97%和4.71%患者发生了BARC定义的2、3或5型出血，尤其是BARC定义的2型出血，吲哚布芬组获益明显（1.68%比3.49%；HR为0.48,95%CI为0.33~0.70；P<0.001）。

关于PCI术后抗栓方案选择始终是介入治疗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但在大部分的方案中，阿司匹林均被看作是基石用药。然而对于阿司匹林不耐受或高危人群的确需要一种替代药物。GEMINI‑ACS‑1研究曾尝试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患者中探索低剂量利伐沙班（2.5 mg，2 次/d）替代阿司匹林的安全性。尽管该研究显示与传统DAPT治疗相比，低剂量利伐沙班联合P2Y12受体抑制剂的双通路抗栓治疗发生临床显著出血的风险相似，但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定义的大出血发生率显著升高［25］。OPTION研究显示，吲哚布芬具有显著降低出血风险的优势，虽然主要是针对不会危及生命的BARC定义的2型出血，但出血的发生可能会导致抗血小板治疗终止和依从性下降，从而使MACE风险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周胜华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非劣效性研究——H‑REPLACE研究，评估了小剂量利伐沙班或低分子肝素在ACS急性期院内短期抗凝的安全性及有效性［26］。研究共纳入2 055例错过急诊PCI治疗时间窗或等待择期PCI治疗的ACS患者，6个月随访结果显示，经短期院内抗凝治疗平均3.7 d，DAPT联合小剂量利伐沙班（5 mg，2 次/d）口服在出血或缺血事件方面均不劣于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1 mg/kg，每12小时1次）。该研究为ACS急性期患者抗栓策略选择提供了新思路。因利伐沙班具有口服和方便等优势，将来有可能替代低分子肝素成为新的围手术期抗栓选择方案。

除了对西药治疗的探索，我国心血管病研究者们充分挖掘传统中医药的潜能，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跃进教授牵头开展的CTS‑AMI研究成果登顶了国际顶级医学期刊JAMA，为中成药通心络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提供了强有力的循证证据［27］。该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共纳入3 797例发病24 h内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按1∶1随机入组，分别在STEMI指南指导的常规治疗基础上接受口服通心络或安慰剂治疗12个月。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安慰剂组，通心络显著降低30 d MACE风险36%（3.4% 比5.2%），降低30 d心源性死亡风险30%（3.0%比4.2%）。此外，通心络组30 d严重STEMI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安慰剂组（11.8%比14.8%）。随访1年时，通心络持续降低MACE风险36%和心源性死亡风险27%。包括30 d卒中、30 d和1年大出血、1年全因死亡率、支架内血栓形成等在内的次要终点在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通心络是一种中药复方制剂，虽然目前针对通心络的有效成分和确切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但有研究表明，通心络具有潜在的心脏保护作用，并已于1996年在我国被初步评价并批准用于治疗心绞痛和缺血性卒中。2010年，ENLEAT试验发现通心络可显著改善接受PCI的STEMI患者的心肌微血管灌注，降低心肌无复流的发生率［28］。2019年，CAPITAL研究证实通心络可延缓颈动脉内中膜厚度、斑块面积和血管重构的进展，延缓MACE首发时间，降低MACE发生率，尤其是降低不稳定型心绞痛的发生率［29］。此次CTS‑AMI研究成果的取得，进一步证实了通心络在极高危心肌梗死治疗中的临床价值，也为中医药救治急性心肌梗死开辟了新路径，为中医药与国际接轨做出了表率。随着越来越多基础与临床研究证据的不断积累，2024年《通心络防治冠心病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正式发布［30］，有望迈入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新时代。

心律失常——无症状性房颤与持续性房颤的诊疗新进展


关于房颤的诊疗，目前多数指南推荐的节律控制治疗策略都基于患者的症状或是否合并心力衰竭；而无症状性房颤则较少进行药物或手术干预［31‑32］。已有研究表明，无症状的房颤患者并不少见，且其心血管死亡风险可能高于有症状的房颤患者［33］。一项来自欧洲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无症状性房颤患者1年死亡率是症状性房颤患者的2倍多（9.4%比4.2%)，这与无症状性房颤患者年龄更大、存在更多慢性心、肾疾病合并症有关［34］。而在去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马长生教授团队利用“中国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改善‑房颤项目”（CCC‑AF）的数据，对我国无症状房颤住院患者的临床相关因素和院内结局也进行了横断面分析和总结，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35］。研究共纳入52 530例非瓣膜性房颤住院患者，结果发现，与症状性房颤患者相比，无症状患者更常见于男性，合并症较多，如高血压、糖尿病、外周动脉疾病、冠状动脉疾病、既往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TIA）史和心肌梗死。此外，无症状患者发生院内死亡（0.7%比0.4%）、缺血性脑卒中/TIA（1.2% 比0.7%）和ACS（0.7% 比 0.4%）等临床事件率也高于有症状患者，说明与有症状的患者相比，无明显症状患者常忽视房颤的危害，导致临床事件的发生率增加，更容易引发不良并发症的发生。在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2020年指南中，节律控制的主要适应证是减轻房颤相关症状和提高生活质量［31］；但也有研究显示，早期节律控制能同时降低无症状性或症状性房颤患者的不良心血管结局［36］，因而2023年我国房颤诊治指南推荐诊断1年内的合并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房颤患者（包括无症状患者），应进行早期节律控制以改善预后［37］。该项研究进一步补充了中国住院无症状性房颤患者临床特征，提示在无症状性房颤患者中，院内临床事件发生率更高，提示我们对合并多种心血管风险因素的患者，即使没有房颤相关症状，也应该加强心电监护以便早期识别、诊断和治疗房颤。

在房颤节律控制方面，导管消融是目前房颤治疗的优选手段。环肺静脉隔离（pulmonary vein isolation，PVI）是导管消融的基石，其作为阵发性房颤的消融策略已被广泛接受。而对于持续性房颤，单纯PVI的有效性仍显不足。目前专家共识认为，还应该针对肺静脉之外的房颤触发和维持基质进行消融，即基质改良策略。目前常见的基质改良策略主要包括腔内指导的电位消融策略（如转子消融、碎裂电位消融）和解剖消融策略（如线性消融）等［38］。目前关于不同基质改良策略的结局差异尚不清楚，基于此，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刘旭和秦牧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比较了持续性房颤的3种主流消融策略［基于线性消融的解剖消融策略（anatomical guided ablation，ANAT）；电位消融策略（electrogram guided ablation，EGM）；电位+解剖联合消融策略（extensive electro‑anatomical guided ablation，EXT）］的疗效［39］。研究纳入了450例初次接受导管消融治疗的持续性房颤患者，随访12个月发现无房颤复发的比例分别为EXT组72%、EGM组64%、ANAT组54%。EXT组术中房颤终止率最高（66.7%），同时显示出与房颤未终止患者相比，房颤终止与12个月房颤较少复发相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陈明龙教授团队近些年也开展了STABLE‑SR系列研究，探讨了其开创的窦性心律下基质消融策略对持续性房颤的治疗效果［40‑41］。结果显示，左心房基质正常的持续性房颤患者，额外的基质消融并未增加获益；而基质异常者，PVI辅以基质改良可能效果更佳，提示识别左心房基质性质的重要意义，从而可避免过度消融且提高消融成功率。去年发表的Stable‑SR Ⅲ研究，则聚焦于老年阵发性房颤患者基质改良策略的探索，也发现当心房基质异常时，行基质改良，房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更低；而心房基质正常者，仅行PVI即可保证较高成功率［42］。

虽然目前专家共识认为，持续性房颤消融有必要在肺静脉隔离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心房基质改良，但一项meta分析表明，平均随访2.7年，持续性房颤患者行PVI单次成功率为57%，PVI同时联合其他基质改良策略均未显著提升消融有效性［43］。因此关于持续性房颤的最佳消融策略目前临床证据尚不充分，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明确。不过相信随着导管消融技术的日渐成熟以及心律失常介入器械的研发，持续性房颤导管消融策略将在争议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和进步。

肺动脉高压——肺动脉去神经术的循证之路


关于肺动脉高压的治疗，目前临床上治疗手段非常有限，仅有几款靶向药物可用于改善患者的运动能力，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许多患者经过现有的治疗后仍然无法达到预期治疗目标，长期预后仍然较差。肺动脉去神经术（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PADN）是一项新兴的治疗肺动脉高压的技术，由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第一医院陈绍良教授团队开创,其原理是利用特定的导管将射频能量传递到肺动脉外膜的交感神经，使得神经髓鞘消失、轴突融合，从而抑制交感神经活性、降低肺动脉压力、抑制肺动脉病理性重构，达到改善患者运动耐力和心脏功能的目的。2012年陈绍良教授团队首次报道了PADN人体试验结果，十多年间，团队陆续开展了PADN‑1、PADN‑1 Phase Ⅱ、PADN‑5、PADN‑CFDA等研究，为PADN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了充足的循证医学证据。

目前已初步证实PADN对不同亚型肺动脉高压均有一定的短期或长期疗效获益。PADN‑1研究显示PADN显著改善特发性肺动脉高压3个月结局［44］。PADN‑1 Phase Ⅱ研究则首次证实了PADN对不同原因肺动脉高压患者1年的持续获益［45］。PADN‑5研究是全球首个证实PADN对继发于心力衰竭的混合型毛细血管后和混合型毛细血管前的肺动脉高压患者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6个月随访结果显示PADN组临床终点显著优于对照组［46］。2022年，PADN‑CFDA试验通过多中心、单盲、随机、假手术对照试验设计力证PADN联合靶向药物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可显著改善第一大类肺动脉高压患者随访6个月时的运动耐量、血流动力学及临床预后［47］。该研究纳入第一大类肺动脉高压患者共128例，随机接受PADN联合靶向药物或假手术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结果发现，PADN组6个月的6 min步行距离（6‑minute walk distance，6MWD）较基线改善61 m，肺血管阻力下降27%，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下降58.5%，显著优于假手术组；并且PADN组临床恶化事件更少。2023年，PADN‑CFDA试验1年随访结果也予公布，显示PADN组临床恶化率依旧显著低于假手术组（4.8% 比23.1%；HR为0.17，95%CI为0.05~0.60；P=0.006），并且这种差异在高危、中危和低危患者中保持一致。此外，术后1年6MWD变化的组间校正平均差为81.2 m，PADN组依然明显较优[48]。

目前，PADN技术已被引入2022年《欧洲肺动脉高压诊断与治疗指南》［49］，在关于肺动脉高压介入治疗方法中充分肯定了PADN呈现出的重要学术价值和临床潜力，也指出了该技术为肺动脉高压患者的疾病治愈和健康管理所带来的积极意义。相信随着未来更大规模研究的开展和临床证据支持，PADN将会成为干预肺动脉高压的又一重要武器。

肥厚型心肌病——新手术术式带来新突破


肥厚型心肌病是最常见的遗传性心脏病之一，其中约70%为梗阻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obstructive cardiomyopathy,HoCM）。针对HoCM的治疗，药物和室间隔消融疗法仅对部分HoCM患者有效，而外科室间隔心肌切除术因其良好的长期疗效，是治疗HoCM的标准疗法。标准的室间隔心肌切除术是在体外循环支持下进行，胸骨正中切开和体外循环相关并发症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手术的复杂性和风险。为了减少传统室间隔心肌切除的手术创伤并简化手术操作过程，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外科魏翔教授团队首创了一种经心尖不停跳室间隔心肌切除术（transapical beating‑heat septal myectomy，TA‑BSM），并于2023年报告了该术式的首次人体临床研究结果［50］。研究共入选了47例药物难以控制的症状严重的HoCM患者，在超声心动图引导下，通过胸部小切口使用心脏不停跳室间隔切除装置进行TA‑BSM，操作过程中不需要使用体外循环。共46例患者完成了3个月随访，其中42例获得手术操作成功。最大左心室流出道（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LVOT）压差从基线时的86 mmHg显著下降至3个月随访时的19 mmHg；二尖瓣反流在术后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术后所有左心室大小相关参数均有改善，包括左心室内径增宽、舒张期室间隔厚度减小、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显著增大；左心房内径及容积显著减小。更重要的是，心脏结构上的改变确实带来了患者症状和运动能力的改善，93.5%的患者恢复到心功能Ⅰ级、6MWD从(328.6±103.9) m增加到(433.7±71.9) m、生活质量评分由64.0分显著提高到87.0分。在安全性方面，1例患者因非装置因素死亡，其他主要不良事件包括迟发室间隔穿孔（1例）和术中左心室心尖撕裂（1例），没有出现严重心脏传导阻滞、瓣膜损伤及神经系统损害等并发症。

与传统的开胸经主动脉Morrow术式相比，新的术式有着明显的优势，即通过穿刺进入胸腔，避免了切开胸骨的损伤；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心脏无需停跳、不需要体外循环，避免了体外循坏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并发症；同时在不停跳的情况下，术中即刻探查LVOT压差的变化情况，随时调整所需切除的心肌范围、考察手术效果，以达到最佳的降低压差效果。近年来，我国在肥厚型心肌病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除魏翔教授的TA‑BSM术式，西京医院刘丽文教授原创的经皮心肌内室间隔射频消融术（又称Liwen术式）、贵州省人民医院吴强教授开发的经冠状动脉射频消融术也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其通过介入性操作，被认为是更加微创、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51‑52］。同时，随着肌球蛋白抑制剂等药物疗法的临床应用和不断研发，HoCM的治疗手段变得愈加丰富。

小结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心血管病研究者们在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肺动脉高压、心肌病等重要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越来越多先进的原创性临床研究、诊疗理念及循证证据走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好声音”。但我国心血管疾病负担拐点仍未到达，未来仍需更多的“中国智慧”，更好提高居民生活健康水平。

  • 作者： 刘耀琨    郑博    霍勇   

  •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疾病研究所   

  • 通信作者： 郑博，Email: zhengbopatrick@163.com

  • 关键词： 心血管疾病；临床研究；高水平论文

  • DOI： 10.3760/cma.j.cn116031.2024.1000173

  • 基金项目： 无

  • 利益冲突： 无

  • 收稿日期： 2024-08-13

  • 录用日期： 2024-10-23

  • 本文编辑： 史红

    • 摘要中文

    无

    摘要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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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本研究主要材料与器材

    无

    参考文献

    ［1］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编写组.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2概要［J］ 中国循环杂志,2023,38(6):583‑612. DOI：10.3969/j.issn.1000‑3614.2023.06.001.
    ［2］ 王陇德, 张普洪, 李园, 等. 关于深化中国减盐行动策略和实施方案的建议［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23, 57(7):1105‑1114. DOI: 10.3760/cma.j.cn112150‑20221205‑01176.
    ［3］ Neal B, Wu Y, Feng X, et al. Effect of salt substitution on cardiovascular events and death［J］. N Engl J Med, 2021, 385(12):1067‑1077. DOI: 10.1056/NEJMoa2105675.
    ［4］ Yuan Y, Jin A, Neal B, et al. Salt substitution and salt‑supply restriction for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in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a cluster‑randomized trial［J］. Nat Med, 2023, 29(4):973‑981. DOI: 10.1038/s41591‑023‑02286‑8.
    ［5］ Kario K, Okura A, Hoshide S, et al. The WHO global report 2023 on hypertension warning the emerging hypertension burden in globe and its treatment strategy［J］. Hypertens Res, 2024, 47(5):1099‑1102. DOI: 10.1038/s41440‑024‑01622‑w.
    ［6］ Zhang X, Zhang P, Shen D, et al. Effect of home cook interventions for salt reduction in China: cluster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BMJ. 2023,382:e074258. DOI: 10.1136/bmj‑2022‑074258.
    ［7］ Sun Y, Mu J, Wang DW, et al. A village doctor‑led multifaceted intervention for blood pressure control in rural China: an open, cluster randomised trial［J］. Lancet, 2022, 399(10339):1964‑1975. DOI: 10.1016/S0140‑6736(22)00325‑7.
    ［8］ He J, Ouyang N, Guo X, et al. Effectiveness of a non‑physician community health‑care provider‑led intensive blood pressure intervention versus usual care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RHCP): an open‑label, blinded‑endpoint, cluster‑randomised trial［J］. Lancet, 2023, 401(10380):928‑938. DOI: 10.1016/S0140‑6736(22)02603‑4.
    ［9］ Guo X, Ouyang N, Sun G, et al. Multifaceted intensiv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model in older and younger individuals with hypertensio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Cardiol, 2024, 9(9):781‑790. DOI: 10.1001/jamacardio.2024.1449.
    ［10］ 余作忠, 杨人强. 基于影像学的血流储备分数衍生指标研究进展［J］.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21,29(3):164‑168.DOI：10.3969/j.issn.1004‑8812.2021.03.010.
    ［11］ 徐磊, 张龙江, 张佳胤, 等. 无创性CT血流储备分数研究现状与展望［J］.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20, 54(10):921‑924. DOI: 10.3760/cma.j.cn112149‑20200807‑00991.
    ［12］ Yang J, Shan D, Wang X, et al. On‑site computed tomography‑derive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to guid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stabl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the TARGET randomized trial［J］. Circulation, 2023, 147(18):1369‑1381.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23.063996.
    ［13］ Stone GW, Maehara A, Lansky AJ, et al. A prospective natural‑history study of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J］. N Engl J Med, 2011, 364(3):226‑235. DOI: 10.1056/NEJMoa1002358.
    ［14］ Waksman R, Di Mario C, Torguson R,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and plaques vulnerable to future coronary events with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maging: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 Lancet, 2019, 394(10209):1629‑1637. DOI: 10.1016/S0140‑6736(19)31794‑5.
    ［15］ Erlinge D, Maehara A, Ben‑Yehuda O,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vulnerable plaques and patients by intracoronary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ultrasound (PROSPECT II): a prospective natural history study［J］. Lancet, 2021, 397(10278):985‑995. DOI: 10.1016/S0140‑6736(21)00249‑X.
    ［16］ Kedhi E, Berta B, Roleder T, et al. Thin‑cap fibroatheroma predicts clinical events in diabetic patients with norm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the COMBINE OCT‑FFR trial［J］. Eur Heart J, 2021, 42(45):4671‑4679. DOI: 10.1093/eurheartj/ehab433.
    ［17］ Prati F, Romagnoli E, Gatto L,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onary plaque morphology of the 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artery and 12 months clinical outcome: the CLIMA study［J］. Eur Heart J, 2020, 41(3):383‑391. DOI: 10.1093/eurheartj/ehz520.
    ［18］ Jiang S, Fang C, Xu X,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high‑risk coronary lesions by 3‑vessel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J］. J Am Coll Cardiol, 2023, 81(13):1217‑1230. DOI: 10.1016/j.jacc.2023.01.030.
    ［19］ Zeng M, Zhao C, Bao X,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MINOCA caused by atherosclerotic and nonatherosclerotic mechanisms assessed by OCT［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23, 16(4):521‑532. DOI: 10.1016/j.jcmg.2022.10.023.
    ［20］ Hong H, Li C, Gutiérrez‑Chico JL, et al. Radial wall strain: a novel angiographic measure of plaque composition and vulnerability［J］. EuroIntervention, 2022, 18(12):1001‑1010. DOI: 10.4244/EIJ‑D‑22‑00537.
    ［21］ Li C, Wang Z, Yang H,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giographically derived radial wall strain and the risk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23, 16(9):1039‑1049. DOI: 10.1016/j.jcin.2023.02.012.
    ［22］ Tu S, Xu B, Chen L, et al. Short‑term risk stratification of non‑flow‑limiting coronary stenosis by angiographically derived radial wall strain［J］. J Am Coll Cardiol, 2023, 81(8):756‑767. DOI: 10.1016/j.jacc.2022.11.056.
    ［23］ De Caterina R, Giannessi D, Bernini W, et al. A prostacyclin‑sparing effect of Indobufen vs. Aspirin［J］. Thromb Haemost, 1996, 75(3):510‑514.
    ［24］ Wu H, Xu L, Zhao X, et al. Indobufen or aspirin on top of clopidogrel after coronary drug‑eluting stent implantation (OPTION): a randomized, open‑label, end point‑blinded, noninferiority trial［J］. Circulation, 2023, 147(3):212‑222.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22.062762.
    ［25］ Ohman EM, Roe MT, Steg PG, et al. Clinically significant bleeding with low‑dose Rivaroxaban versus Aspirin, in addition to P2Y12 inhibition, 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GEMINI‑ACS‑1): a double‑blind, multicentre, randomised trial［J］. Lancet,2017,389(10081):1799‑1808. DOI: 10.1016/S0140‑6736(17)30751‑1.
    ［26］ Zhou S, Xiao Y, Zhou C, et al. Effect of rivaroxaban vs enoxaparin on major cardiac adverse events and bleeding risk in the acute phase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the H‑REPLACE randomized equivalence and noninferiority trial［J］. JAMA Netw Open, 2023, 6(2):e2255709.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22.55709.
    ［27］ Yang Y, Li X, Chen G, et 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Tongxinluo)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the CTS‑AMI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2023, 330(16):1534‑1545. DOI: 10.1001/jama.2023.19524.
    ［28］ Zhang HT, Jia ZH, Zhang J, et al. No‑reflow protection and long‑term efficacy fo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with Tongxinluo: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multicenter clinical trial (ENLEAT Trial)［J］. Chin Med J (Engl), 2010, 123(20):2858‑2864.
    ［29］ Zhang M, Liu Y, Xu M, et al. Carotid artery plaque intervention with Tongxinluo capsule (CAPITAL):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arallel‑group placebo‑controlled study［J］. Sci Rep, 2019, 9(1):4545. DOI: 10.1038/s41598‑019‑41118‑z.
    ［30］ 霍勇，吴宗贵，林谦，等. 通心络防治冠心病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J/OL］.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网络版），2024，7:e1000162. (2024‑05‑01)[2024-04-08]. http://www.cvjc.org.cn/index.php/Column/columncon/article_id/342. DOI:10.3760/cma.j.cn116031.2024.1000162.
    ［31］ Hindricks G, Potpara T, Dagres N, et al. 2020 ESC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develop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 (EACTS): The Task For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Developed with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of the 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 (EHRA) of the ESC［J］. Eur Heart J, 2021, 42(5):373‑498. DOI: 10.1093/eurheartj/ehaa612.
    ［32］ January CT, Wann LS, Calkins H, et al. 2019 AHA/ACC/HRS focused update of the 2014 aha/acc/hrs guideline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the Heart Rhythm Socie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J］. Circulation, 2019, 140(2):e125‑e151. DOI: 10.1161/CIR.0000000000000665.
    ［33］ 胡耀武, 田志文, 车鸿平, 等. 无症状性心房颤动患者临床特征和预后分析［J］. 中国循环杂志, 2021, 36(3):278‑282. DOI: 10.3969/j.issn.1000‑3614.2021.03.009.
    ［34］ Boriani G, Laroche C, Diemberger I, et al. Asymptomatic atrial fibrillation: clinical correlates, management, and outcomes in the EORP‑AF Pilot General Registry［J］. Am J Med, 2015, 128(5):509‑518.e2. DOI: 10.1016/j.amjmed.2014.11.026.
    ［35］ Lin J, Wu XY, Long DY, et al. Asymptomatic atrial fibrillation among hospitalized patients: clinical correlates and in‑hospital outcomes in Improving Care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China‑Atrial Fibrillation［J］. Europace, 2023, 25(10):euad272. DOI: 10.1093/europace/euad272.
    ［36］ Kirchhof P, Camm AJ, Goette A, et al. Early rhythm‑control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J］. N Engl J Med, 2020, 383(14):1305‑1316. DOI: 10.1056/NEJMoa2019422.
    ［37］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律分会. 心房颤动诊断和治疗中国指南［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23, 51(6):572‑618. DOI: 10.3760/cma.j.cn112148‑20230416‑00221.
    ［38］ 姜天男, 桑才华, 马长生. 持续性心房颤动导管消融技术与策略［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22, 50(3):207‑211. DOI: 10.3760/cma.j.cn112148‑20220118‑00051.
    ［39］ Li K, Xu C, Zhu X, et al. Multi‑centre,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mparison of three different substrate ablation strategies for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J］. Europace, 2023, 25(5):euad090. DOI: 10.1093/europace/euad090.
    ［40］ Yang B, Jiang C, Lin Y, et al. STABLE‑SR (electrophysiological substrate ablation in the left atrium during sinus rhythm) for the treatment of non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Circ Arrhythm Electrophysiol, 2017, 10(11):e005405 ［pii］. DOI: 10.1161/CIRCEP.117.005405.
    ［41］ Yang G, Zheng L, Jiang C, et al. Circumferential pulmonary vein isolation plus low‑voltage area modification in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the STABLE‑SR‑II Trial［J］. JACC Clin Electrophysiol, 2022, 8(7):882‑891. DOI: 10.1016/j.jacep.2022.03.012.
    ［42］ Chen H, Li C, Han B, et al. Circumferential pulmonary vein isolation with vs without additional low‑voltage‑area ablation in older patients with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Cardiol, 2023, 8(8):765‑772. DOI: 10.1001/jamacardio.2023.1749.
    ［43］ Clarnette JA, Brooks AG, Mahajan R, et al. Outcomes of persistent and long‑standing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abl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Europace, 2018, 20(FI_3):f366‑f376. DOI: 10.1093/europace/eux297.
    ［44］ Chen SL, Zhang FF, Xu J, et al. 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 to treat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the single‑center, prospective, first‑in‑man PADN‑1 study (first‑in‑man 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 for treatment of pulmonary artery hypertension)［J］. J Am Coll Cardiol, 2013, 62(12):1092‑1100. DOI: 10.1016/j.jacc.2013.05.075.
    ［45］ Chen SL, Zhang H, Xie DJ, et al. Hemodynamic, functional, and clinical responses to 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of different causes: phase II results from the 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1 study［J］. Circ Cardiovasc Interv, 2015, 8(11):e002837. DOI: 10.1161/CIRCINTERVENTIONS.115. 002837.
    ［46］ Zhang H, Zhang J, Chen M, et al. 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6‑min walk distance for patients with combined pre‑ and post‑capillary pulmonary hypertension associated with left heart failure: the PADN‑5 study［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9, 12(3):274‑284. DOI: 10.1016/j.jcin.2018.09.021.
    ［47］ Zhang H, Wei Y, Zhang C, et al. 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 for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a sham‑controlled randomized PADN‑CFDA trial［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22, 15(23):2412‑2423. DOI: 10.1016/j.jcin.2022.09.013.
    ［48］ Kan J, Zhang H, Xie D, et al. A sham‑controlled randomised trial of 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 for Group 1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one‑year outcomes of the PADN‑CFDA trial［J］. EuroIntervention, 2023, 19(8):684‑694. DOI: 10.4244/EIJ‑D‑23‑00349.
    ［49］ Humbert M, Kovacs G, Hoeper MM, et al. 2022 ESC/ERS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J］. Eur Heart J, 2022, 43(38):3618‑3731. DOI: 10.1093/eurheartj/ehac237.
    ［50］ Fang J, Liu Y, Zhu Y, et al. First‑in‑human transapical beating‑heart septal myectomy in patients with hypertrophic obstructive cardiomyopathy［J］. J Am Coll Cardiol, 2023, 82(7):575‑586. DOI: 10.1016/j.jacc.2023.05.052.
    ［51］ Liu L, Li J, Zuo L, et al. Percutaneous intramyocardial sept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hypertrophic obstructive cardiomyopathy［J］. J Am Coll Cardiol, 2018, 72(16):1898‑1909. DOI: 10.1016/j.jacc.2018.07.080.
    ［52］ Long X, Deng S, Liu W, et al. Transcoronary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for obstructive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a feasibility study［J］. Eur Heart J, 2024, 45(3):233‑235. DOI: 10.1093/eurheartj/ehad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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