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生物可吸收支架置入的影像学应用

孙文博 沈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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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孙文博，沈雳. 生物可吸收支架置入的影像学应用［J/OL］.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网络版），2024，7:e1000164（2024‑06‑13）. http://www.cvjc.org.cn/index.php/Column/columncon/article_id/345. DOI: 10.3760/cma.j.cn116031.2024.100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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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24/06/13    浏览量： 219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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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吸收支架置入的影像学应用
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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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吸收支架置入的影像学应用
03:23

引言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经历了球囊血管成形术、裸金属支架（bare metal stent，BMS）、药物洗脱支架（drug‑eluting stent，DES）和生物可吸收支架（bioresorbable scaffold，BRS）4个阶段的变革。BRS具有恢复正常血管结构和生理功能的潜力，经临床试验验证的BRS有聚合物支架和金属合金支架2种技术形式［1］。BRS治疗目的是改善支架置入的远期效果，需要对BRS置入后进行定期评估和随访，基于影像学的评估方法包括形态评估和功能评估2种。在各种评估方法中，以定量冠状动脉造影（quantita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QCA）和冠状动脉腔内影像技术为代表的有创影像检查已被广泛应用，而功能学方法又为BRS的生理评估提供了方向。与传统金属支架相比，BRS由于具有降解特性，使其在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CTA）和心脏磁共振（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CMR）成像这样的无创影像中进行评估成为可能。可以说，BRS作为“介入无置入”理念相关技术的代表性创新产品，在PCI后的评估中为医生和患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本文对BRS置入后影像学应用的既有文献进行了综述，希望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方向。

定量冠状动脉造影


冠状动脉造影（coronary angiography，CAG）是目前常用的PCI及诊断冠心病及PCI术后再狭窄评判的金标准。对冠状动脉造影的定量分析可确定病变的长度、直径、狭窄程度，以及决定置入支架的大小和评价支架治疗效果。

生物可吸收聚合物支架除了边缘为不透射线的金属标记，其余部分均可被射线穿透，这与金属支架显著不同，通过QCA对即刻管腔增加、晚期管腔丢失和术后最小管腔直径的评估会产生差异［2‑3］。支架置入后冠状动脉几何形态的改变可能导致管壁剪切应力的改变和不良事件的发生，可以通过QCA中曲率和角度的改变来评估冠状动脉几何形状的变化，在一项ABSORB Cohort B研究中证实了BRS具有使冠状动脉结构和收缩舒张运动恢复到置入前的趋势，且冠状动脉的几何形状与普通金属支架置入术后相似［4］。

目前，QCA的局限性为分析时易受造影图像质量的影响，并且QCA与腔内影像技术相比明显低估了管腔直径（lumen diameter，LD）［5‑6］。三维定量冠状动脉造影 （three‑dimensional quantita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3D‑QCA）是目前改善传统QCA图像质量的衍生技术，它首先在2个血管造影视图（双平面或2个单平面视图）中对感兴

趣的血管进行2D‑QCA，然后对感兴趣的血管进行三维重建，近似于2个血管造影投影测量产生的圆形或椭圆形管腔。随着3D‑QCA的推广运用，对于冠状动脉狭窄情况和病变血管参数等的评估可能会更加准确、可靠［7］。

腔内影像技术


腔内影像技术是一种新兴的冠状动脉疾病介入检查方法，它包括血管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及其他腔内衍生技术，如近红外光谱（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虚拟组织学血管内超声（virtual histology‑intravascular ultrasound，VH‑IVUS）等。目前，冠状动脉腔内影像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BRS置入后即刻及随访观察之中，即刻评估可明确支架膨胀和贴壁情况，从而帮助优化置入效果，避免出现支架覆盖不全、支架边缘夹层和支架贴壁不良等并发症；定期随访可以观察内膜覆盖情况、测量血管腔及支架内面积，以及了解支架梁降解情况［8］。在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可吸收聚合物支架研究中，ABSORB及目前以Xinsorb为代表的国产支架均显示出了良好的临床安全性及有效性，并且也能达到药物洗脱支架同样的治疗效果［9‑11］。以镁基合金为代表的生物可吸收金属支架在大型动物研究和临床试验中也证明了其在体内的生物相容性及安全性［12］。

一、血管内超声
IVUS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腔内影像技术，它将无创性超声技术与有创性导管技术相结合，图像通过安装在导管尖端的压电晶体的收缩和扩张所产生的超声波来获得。在IVUS中，生物可吸收聚合物支架的支架梁表现为高回声后方不伴声影的双层平行弧状结构（图1），并可以通过支架段的定量回声来判断支架在血管壁中的吸收情况［13‑14］。在支架评估时可将治疗节段及其远端5 mm和近端5 mm的区域确定为感兴趣区域，并测量血管面积、支架面积、管腔面积、新生内膜面积和管腔狭窄面积［9, 15‑19］。通过比较术后和随访时的最小管腔横截面积（cross‑sectional area，CSA）来测量晚期管腔损失（late lumen loss，LLL），支架急性弹性回缩（acute recoil）可以通过即刻与随访的支架面积来测得［20］。此外，偏心指数、支架扩张系数和支架对称性等几何参数是评估支架扩张是否充分的依据。

在ABSORB IVUS系列研究中：（1）对BRS与普通金属支架术后即刻效果比较发现，BRS支架扩张较小，而在小血管和锥形血管中扩张更小，这可能是BRS在复杂病变类型中疗效较差的原因［21］；（2）对BRS置入后IVUS长期预后效果的研究发现，参考节段内支架扩张不均匀和大量残留斑块负荷是BRS置入后器械相关临床终点（device‑oriented clinical endpoints，DOCE）和靶血管心肌梗死（target vessel myocardial infraction, TVMI）的独立预测因素，残留参考段斑块负荷越大或支架扩张不均匀，发生DOCE的风险越高［22］；（3）对支架置入后长期动脉反应影响的研究发现，BRS节段晚期管腔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血管负性重构，这与DES由内膜增生引起不同，然而这是否为所有BRS晚期管腔丢失的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23］。

对钙化检测的灵敏度高是IVUS的优势，与钙化程度较低（钙化范围<90 °）的病变相比，钙化的广泛偏心分布（钙化范围91 °~180 °）导致BRS的偏心扩张更严重，然而无论钙化的分布如何，扩张指数是相似的［24］。与OCT相比，IVUS较低的分辨率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应用，目前对高频IVUS的研究表明，高频 IVUS可作为OCT的替代方式用于指导BRS置入，在面积测量和支架评估方面与OCT显示出较好的一致性［25‑27］。


二、光学相干断层成像
OCT利用光的低相干原理获取组织的深度信息，是一种干涉成像技术，这种技术能够获取组织的高分辨率横断层图像，因此其在定性和定量检测方面具有更好的测量能力。OCT下生物可吸收聚合物支架与普通金属支架有明显的差异，术后即刻观察支架梁区表现为黑色盒状结构，而在随访时小梁区盒状面积逐渐减小（图2）［1，28］。分别于置入后及随访时测量支架梁核心面积、支架梁面积、管腔面积、支架面积、贴壁不良面积和新生内膜面积来评估支架疗效［9, 15‑17］。与IVUS相比，OCT引入“愈合评分”的概念，通过加权指数评估支架小梁的贴壁与覆盖情况［9, 15］。

ABSORB Japan研究对BRS与普通金属支架进行了连续3年的多模态影像随访，其中OCT发现14%的病例在3年内腔内支架肢解，而75%是在2~3年间新发生的，腔内支架肢解被怀疑是极晚期BRS血栓形成的机制之一，为了防止非常晚期的BRS血栓形成，在BRS失去机械完整性之前，通过增强支架的早期组织覆盖来减少腔内支架肢解是至关重要的［9］。

OCT在临床应用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与IVUS相比，其组织穿透能力较低，并且OCT在成像时需要清除血液。为了将IVUS和OCT 2种成像模式优势互补，一种集光学成像和声学成像于一体的双模式（IVUS‑OCT）成像技术逐渐应用于临床，它仅通过一根导管一次回拉即可获取血管内同一位置的高分辨率OCT和高穿透力IVUS的2幅视图诊断数据，提供了更精准的腔内影像以及更全面的血管评估［29］。


三、腔内衍生技术
虚拟组织学超声利用反向散射的超声射频信号，对回声中的频谱信号进行分析，可以对不同粥样硬化斑块进行准确评估。由于VH‑IVUS会将聚合物支架梁误认为致密钙（dense calcium，DC）和坏死核心（necrotic core，NC），因此可通过它们的存在和消失来间接反映支架吸收程度［30］。通过将虚拟组织学超声与其他腔内影像技术相融合的方法观察BRS置入患者钙化斑块进展的研究发现，患者从基线到5年随访期在支架内和支架外段钙化生长相似，而支架的吸收过程会形成一个组织层重新覆盖钙化斑块［31］。

NIRS通过近红外光谱信号来识别含脂质核心的冠状动脉斑块（lipid core plaques，LCP）［32］。将NIRS与IVUS相结合的成像技术能够同时确定斑块的结构和化学成分［33］。由于斑块的成分会影响支架置入的效果，需要借助NIRS‑IVUS评估LCP和血管反应，以检查在置入支架的PCI过程中LCP是否被压缩或重新分布［34‑35］。在一项PROSPECT ABSORB的研究中，对具有高风险“易损”特征的斑块进行BRS治疗后，通过NIRS‑IVUS联合导管成像发现，斑块负荷（plaque burden，PB）中位数为 73.7%，最小管腔面积（minimum lumen area，MLA）中位数为 2.9 mm2，最大脂质斑块含量中位数为33.4%，随访期间MLA增加到（6.9±2.6）mm2，明显优于单纯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guideline‑directed medical therapy，GDMT）患者的（3.0±1.0）mm2，这证明了在斑块负荷大、管腔面积小和脂质含量高的病变中置入BRS是安全的［36］。

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


近年来，随着多层螺旋CT的快速发展和重建算法的不断提升，CCTA作为一项无创影像检查技术，在冠状动脉支架术后随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7‑38］。由于金属伪影的存在，CCTA对传统支架置入的评估受到限制，而BRS由于其放射透光的聚乳酸骨架在对支架评估时不会影响CT图像质量（支架两端的金属标记是唯一可见的支架结构），并且CCTA还可用于评估支架置入后管腔和血管的变化［39］。

在ABSORBⅡ一项3年随访的研究中，238例（258个病变）行BRS治疗的患者接受了CTA、IVUS和CCTA评估，以CTA和IVUS为参考评价CCTA的诊断准确性，结果显示CCTA检测支架内腔狭窄及评估腔内尺寸方面较准确，CCTA与QCA对支架内评价的诊断准确性相近，而CCTA和冠状动脉造影与IVUS相比低估了支架内腔的尺寸［40］。Collet等［41］以OCT为参考，分析CCTA在支架内定量评估的准确性，结果显示与OCT相比，CCTA对于置入后18个月支架区域的最小管腔面积低估了9.8%，这与非支架区域相比没有差异。

最近一项CCTA对镁基生物可吸收支架长期随访研究发现，镁基生物可吸收支架不妨碍支架内腔在CCTA上的可视化测量，CCTA测得的最小支架内直径比置入扩张后的预期直径小，CCTA与QCA比较无差异［42］。

心脏磁共振成像


传统金属支架在MRI信号激发和数据采集过程中会屏蔽射频场，加之封闭的金属环结构可能会由于磁化率差异和梯度感应涡流而产生不必要的场畸变，常规支架内腔的直接MRI检查是困难的，相比之下BRS允许对支架管腔进行无伪影成像，可以用无创的方式直接评估血管的通畅程度［43‑44］。

在首次BRS的冠状动脉磁共振成像研究中，CMR成像对近端和中端冠状动脉段的可解释图像质量百分比高于远端冠状动脉段，冠状动脉MR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coronary angiography，MRCA）和心脏磁共振灌注成像（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perfusion imaging，P‑CMR）可以作为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随访工具［45］。von Zur Mühlen等［46］在3.0 T磁共振设备上利用3D梯度回波和可变翻转角三维T2加权快速自旋回波等成像序列，对置入ABSORB BRS的患者在基线和1年后进行一系列评估，结果显示：（1）通过测量支架血管段的管腔直径来评估潜在的再狭窄，管腔直径在1年内保持不变；（2）通过在支架两侧每隔10 mm测量相邻动脉段的信噪比来评估图像质量，结果发现基线时和随访时BRS节段与相邻节段的腔内信噪比无显著差异；除此之外，还发现所有患者冠状动脉近中段均可通过亮血或黑血MRI显像，通过明亮的血液可评估血管通畅度，但支架两端的铂标记物不能可靠地检测到（图3）。

对于生物可吸收金属支架行MRI检查的可行性，Bian等［47］研究认为由于镁和锌都是非磁性的（镁是顺磁性元素，锌是反磁性元素），对于镁基和锌基支架行MRI检查是可行的，而对于铁、钴和镍等支架，应仔细评估其磁性和MRI安全性及相容性，在完全支架内皮化后应推迟MRI扫描，而在支架完全吸收后则不存在MRI限制，该研究也称不管是基于何种金属材质的吸收支架，由于金属特性，MRI伪影或多或少都会存在，金属物体和周围组织之间的磁化率差异越大，产生的伪影就越严重，与铁相比，镁和锌对人体组织的磁化率更接近，因此在MRI扫描下只会产生轻微的伪影。

基于影像的功能评估


前文所提到的各种影像学方法主要是从形态学的角度评估冠状动脉，不能完全反映对血液循环的生理影响，这就需要借助功能学方法进行评估, 冠状动脉功能学评估是介入治疗中对病变血管是否行血运重建的重要依据，血流储备分数（fractional flow reserve，FFR）作为冠状动脉的功能学检测方法目前被认为是评估冠状动脉血流动力学功能的金标准［48］。FFR是狭窄冠状动脉中观察到的最大充盈血流与同一区域理论上无狭窄时最大充盈血流之比，它是对狭窄动脉中血管扩张能力的估计［49‑50］。已有研究结果表明，FFR指导PCI可以显著减少支架置入的数量，并降低再狭窄率及支架内血栓，而对支架置入的患者进行术后FFR测定可评估血运重建的疗效，对支架置入术后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的发生也有一定的预测价值［49, 51］。

近年来，基于三维定量血管造影衍生的FFR技术、基于CCTA获得的冠状动脉CT血流储备分数（computed tomography‑derive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CT‑FFR）和基于腔内影像的FFR技术等“影像+功能”技术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领域，它们在BRS置入后的功能评估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定量血流分数
定量血流分数（quantitative flow reserve，QFR）利用3D‑QCA测得的精确数据和血流动力学算法可精确计算出FFR，是一种评估冠状动脉狭窄功能意义的新方法［52］。相比传统的FFR，QFR计算方法简单、快速，并且无需压力导丝和血管扩张药物，它可用于识别罪犯病变和合适的血运重建目标，以及评估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的功能结果［53］。QFR对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后患者FFR≥0.86的识别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并且QFR与FFR在BRS置入后评估残留冠状动脉狭窄方面的准确性相似，这不仅减少了手术时间和辐射暴露，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无创功能评估BRS置入疗效的新方法（图4）［54］。

在一项FANTOM Ⅱ试验中，对接受BRS置入的患者进行了长期连续功能评价，QFR值从基线时的0.74±0.13提高到PCI术后、6个月、9个月和24个月随访时的0.94±0.07、0.93±0.08和0.91±0.09，QFR可能被认为是评估冠状动脉支架性能的新标准［55］。研究表明，通过血管造影测得的晚期管腔丢失（late lumen loss，LLL）来评估DES和BRS的再狭窄率是有争议的，这就需要借助功能评估。Asano等［56］用QFR分析评估了BRS与DES晚期管腔丢失的生理功能，结果发现尽管可吸收支架内LLL明显大于洗脱支架，但支架置入9个月后的定量血流评估结果在BRS组和DES组之间并无差异。


二、CT血流储备分数
CT‑FFR根据容积CTA数据的半自动分割创建整个冠状动脉系统的解剖3D模型，并根据患者特定的流入和流出边界条件假设创建生理模型，从而在理论上模拟出有创性FFR的条件［57］。目前研究已证明，CT‑FFR在检测已知或疑似冠心病患者的血管狭窄的血流动力学相关性方面具有很高的诊断准确性，它是侵入性冠状动脉造影（invasive coronary angiography，ICA）的一种可行且安全的替代方法［58］。

目前，对于支架置入后患者CT‑FFR应用经验较少，Tang等［59］进行了一项基于机器学习的CT‑FFR在支架置入患者中可行性及预后作用的研究，结果表明CT‑FFR识别血流动力学支架内再狭窄（in‑stent restenosis，ISR）的准确率为85%，CT‑FFR与FFR有良好的相关性，在Cox比例风险模型中，年龄和随访时ΔCT‑FFR/长度是唯一与随访时MACE独立相关的2个变量，该研究证实了无创CT‑FFR应用在支架置入患者中的可行性，在预测中低危患者支架置入术后不良事件方面具有预后价值。

如前所述，传统金属支架的伪影会降低冠状动脉CTA采集质量，这进而导致了后处理的CT‑FFR数据无法评估或不准确，BRS克服了这一影响，使得CT‑FFR能较准确地评估BRS置入后的血流动力学情况，Onuma等［39］对18例患者在BRS置入后60个月进行了无创CT‑FFR评估，13例无创FFR分析是可行的（评估的可行性为72%），支架段远端FFR中位数为0.86。随着图像获取的优化和成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CT‑FFR的可行性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提高。


三、心肌灌注成像
近年来，一种结合解剖和功能评估的新兴影像技术CT灌注成像（CT perfusion，CTP）被引入支架置入患者术后评估中，这项新技术使患者即使在心率较高和心率变异性的情况下也能以良好的图像质量进行扫描，并具有将高分辨率图像与心肌灌注评估相结合的能力［60］。与CT‑FFR相比，CTP可能更适合缺血级联生理学评估，并可能提供大血管和微血管疾病状态的信息［61］。一项在疑似ISR或冠心病进展的支架置入患者CTP研究中，与ICA和有创FFR作为金标准相比，CTP显著提高了单独CCTA的诊断率和准确率，CCTA‑CTP联合诊断方法可能成为置入冠状动脉支架患者随访的新临床工具［62］。

BRS吸收后良好的心外膜血流和血流介导的冠状动脉扩张可以显著帮助恢复血管活性和长期心肌灌注，这是缺血性心脏病不良事件和死亡最重要的独立预后预测因素之一，在支架吸收后，经治疗的冠状动脉可能恢复对交感刺激的反应，诱导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基于这一假设，Stuijfzand等［63］进行了BRS与药物洗脱金属支架的随机临床试验，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灌注成像评估充血心肌血流量（myocardial blood flow，MBF）、冷压试验（cold pressure test，CPT）期间的MBF和3年期间的冠状动脉血流储备（coronary flow reserve，CFR），主要结果表明，BRS与DES置入后CPT储备、充血MBF和CFR随时间的演变无显著差异，校正静息心率‑血压乘积（rate pressure product，RPP）后，BRS治疗组的CFR显著降低，假设的支架吸收的有益作用并没有转化为最大充血时MBF的改善或CPT的内皮依赖性血管扩张。


四、腔内影像与功能
以IVUS和OCT为代表的腔内影像技术已被证明在评估支架置入效果方面的优越性，而要实现功能评估则需要借助FFR，传统方法要借助两套评估设备，对患者进行2次有创检查。近年来，基于腔内影像计算FFR的新方法应用于临床，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局限性（图5）。

光学血流分数（optical flow ratio，OFR）是基于OCT的形态功能计算方法，它将生理评估与高分辨率成像相结合，无需使用压力导丝和血管扩张药物［64］。OFR是根据OCT重建的管腔几何形状计算虚拟FFR值，在确定冠状动脉狭窄的生理意义方面，OFR优于QFR，更优于传统的形态学参数［65］。OFR在评估支架置入结果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PCI后OFR分析可以在OCT成像后立即同时评估支架部署及其生理影响，支架扩张不足和贴壁不良与沿支架段的虚拟压力回拉相关，这为PCI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经支架治疗的动脉在PCI术后即刻的OFR与FFR高度相关且吻合良好，支架最小膨胀指数与支架内压降低呈显著相关［66‑67］。目前，OFR在BRS评估方面的价值还无相关文献报道，考虑到OFR相较于FFR具有更加全面的优势，预期在BRS术后评估方面将会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基于IVUS的无导丝冠状动脉虚拟FFR评估技术（IVUS‑based FFR，UFR）同OFR一样，提供了一种从形态学和功能学两方面综合评价冠状动脉狭窄的方法。多项研究表明［68‑71］，与有创FFR和无创QFR相比，该方法具有良好的诊断准确性，可以降低手术风险和检查成本，并且计算时间显著缩短。在支架置入患者中，IVUS可以评估支架错位或扩张不足，这可能会提高UFR在支架段进行生理评估的准确性，但尚未有相关文献报道。

展望


BRS的未来迭代方向是薄支柱、减少血管壁覆盖面积和足够的径向强度，越来越多设计新颖的薄支架聚合物和金属BRS不断涌现并进入市场或临床试验，人体降解情况对于评估临床试验的风险和随访时间至关重要［72］。

随着新器械的研发和新技术的运用，医学影像技术在BRS置入术后评估和随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近，一种超宽带高分辨率超声成像技术——全光IVUS（all‑optical IVUS，AO‑IVUS）系统成功完成在体大动物实验。与目前临床使用的IVUS相比，该项新技术可以在不影响成像深度的情况下实现高分辨率成像，清晰地描绘血管和支架结构［73］。为了实现对支架贴合情况的定量评估，Lau等［74］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生物可吸收血管支架梁自动分割算法，OCT图像中的支架梁分割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客观的定量数据，以评估支架贴合水平，并确定PCI和后续治疗中是否存在再狭窄。在未来，引入人工智能等手段自动测量和解读腔内影像数据是腔内影像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近年来不断涌现出的多模态影像融合等新技术使支架置入术后评估不仅更加“精准”而且更加“精简”。3D‑QCA允许与IVUS或OCT集成，通过将血管内成像数据与3D‑QCA融合在一起的混合方法可以把3D‑QCA导出的圆形或椭圆形管腔模型替换为沿着血管3D路径的IVUS或OCT的实际管腔边界，能更准确地显示动脉［75‑76］。一种基于OCT和血管造影的冠状动脉支架三维重建的新方法可以高精度再现复杂的空间支架构型，并证明在分叉处进行支架三维重建的可行性，该方法还可以利用流体力学计算（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评估管腔和支架水平的局部血流动力学环境，有利于支架优化和新支架的研发［77］。

影像技术的进步正改变着临床治疗策略，在“介入治疗无置入”理念的背景下，影像技术与BRS还会“碰撞”出哪些“火花”，我们拭目以待。

小结


随着医疗观念的进步, 我国冠心病介入手术量不断增加, 拉动支架需求持续上升，BRS凭借明显优势, 应用比例不断攀升。心血管影像技术作为心脏病学科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在心血管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模态影像融合、分子影像、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仍然是影像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创新技术应用于临床，在给医生提供更加精确评估手段的同时，也能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就医体验。

  • 作者： 孙文博 1    沈雳 2,3   

  • 作者单位： 上海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 2    上海理工大学东方泛血管器械创新学院 3   

  • 通信作者： 沈雳，Email：shen.li1@zs‑hospital.sh.cn

  • 关键词： 支架；X线影像增强；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 DOI： 10.3760/cma.j.cn116031.2024.1000164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170342，82200381，82200377）

  • 利益冲突： 无

  • 收稿日期： 2024-04-14

  • 录用日期： 2024-06-12

  • 本文编辑： 史红

    • 摘要中文

    无

    摘要英文

    无







    本研究主要材料与器材

    无

    参考文献

    ［1］ Zhang X, Guo Z, Zhu L, et al. Challenges and chances coexist: A visualized analysis and bibliometric study of research on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 from 2000 to 2022［J］. Medicine (Baltimore), 2023, 102(21):e33885. DOI: 10.1097/MD.0000000000033885.
    ［2］ Sotomi Y, Onuma Y, Miyazaki Y, et al. Is quantita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reliable in assessing the late lumen loss of the eve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polylactide scaffol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balt‑chromium metallic stent?［J］. EuroIntervention, 2017, 13(5):e585‑e594. DOI: 10.4244/EIJ‑D‑17‑00070.
    ［3］ Sotomi Y, Onuma Y, Suwannasom P, et al. Is quantita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reliable in assessing the lumen gain after treatment with the eve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polylactide scaffold?［J］. EuroIntervention, 2016, 12(8):e998‑e1008. DOI: 10.4244/EIJV12I8A163.
    ［4］ Gomez‑Lara J, Brugaletta S, Farooq V, et al. Angiographic geometric changes of the lumen arterial wall after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 and metallic platform stents at 1‑year follow‑up［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1, 4(7):789‑799. DOI: 10.1016/j.jcin.2011.04.009.
    ［5］ Nallamothu BK, Spertus JA, Lansky AJ, et al. Comparison of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with visual assessment and quantita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practice: the Assessing Angiography (A2) project［J］. Circulation, 2013, 127(17):1793‑1800.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13.001952.
    ［6］ Gutiérrez‑Chico JL, Serruys PW, Girasis C, et al. Quantitative multi‑modality imaging analysis of a fully bioresorbable stent: a head‑to‑head comparison between QCA, IVUS and OCT［J］. Int J Cardiovasc Imaging, 2012, 28(3):467‑478. DOI: 10.1007/s10554‑011‑9829‑y.
    ［7］ Witberg G, Lavi I, Vaknin Assa H, et al. Insights from 2D and 3D quantitative angiographic assessment of bioresorbable everolimus‑eluting vascular scaffolds［J］. Isr Med Assoc J, 2016, 18(7):318‑385.
    ［8］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冠状动脉生物可吸收支架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20，48（5）：350‑358. DOI：10.3760/cma.j.cn112148‑20200317‑00224.
    ［9］ Onuma Y, Honda Y, Asano T, et al. Randomized comparison between eve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scaffold and metallic stent: multimodality imaging through 3 years［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20, 13(1):116‑127. DOI: 10.1016/j.jcin.2019.09.047.
    ［10］ Han Y, Xu B, Fu G,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the neovas si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scaffold and metallic everolimus‑eluting stents［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8, 11(3):260‑272. DOI: 10.1016/j.jcin.2017.09.037.
    ［11］ Gao R, Yang Y, Han Y, et al.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 versus metallic stent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BSORB China Trial［J］. J Am Coll Cardiol, 2015, 66(21):2298‑2309. DOI: 10.1016/j.jacc.2015.09.054.
    ［12］ 武玙璠, 汤超杰, 王武.生物可吸收血管内支架的现状［J］.介入放射学杂志，2023, 32(10): 1040‑1049. DOI: 10.3969/j.issn.1008‑794X.2023.10.20.
    ［13］ Sotomi Y, Suwannasom P, Tenekecioglu E, et al. Differential aspects between cobalt‑chromium everolimus drug‑eluting stent and Absorb everolimus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from bench to clinical use［J］. Expert Rev Cardiovasc Ther, 2015, 13(10):1127‑1145. DOI: 10.1586/14779072.2015.1089172.
    ［14］ Campos CM, Ishibashi Y, Eggermont J, et al. Echogenicity as a surrogate for bioresorbable everolimus‑eluting scaffold degradation: analysis at 1‑, 3‑, 6‑, 12‑18, 24‑, 30‑, 36‑ and 42‑month follow‑up in a porcine model［J］. Int J Cardiovasc Imaging, 2015, 31(3):471‑482. DOI: 10.1007/s10554‑015‑0591‑4.
    ［15］ Ferdous MM, Jie Z, Gao L, et al. A first‑in‑human study of the bioheart si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Two‑year clinical and imaging outcomes［J］. Adv Ther, 2022, 39(8):3749‑3765. DOI: 10.1007/s12325‑022‑02154‑w.
    ［16］ Zhang YJ, Wang XZ, Fu G, et al. Clinical and multimodality imaging results at 6 months of a bioresorbable sirolimus‑eluting scaffold for patients with single de novo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the NeoVas first‑in‑man trial［J］. EuroIntervention, 2016, 12(10):1279‑1287. DOI: 10.4244/EIJV12I10A209.
    ［17］ Serruys PW, Onuma Y, Ormiston JA,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a bioresorbable everolimus drug‑eluting vascular scaffold for treatment of de novo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 six‑month clinical and imaging outcomes［J］. Circulation, 2010, 122(22):2301‑2312.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10.970772.
    ［18］ Serruys PW, Onuma Y, Garcia‑Garcia HM, et al. Dynamics of vessel wall changes following the implantation of the absorb eve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a multi‑imaging modality study at 6, 12, 24 and 36 months［J］. EuroIntervention, 2014, 9(11):1271‑1284. DOI: 10.4244/EIJV9I11A217.
    ［19］ van Zandvoort L, Dudek D, Weber‑Albers J, et al.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findings of the Fantom si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scaffold at six‑and nine‑month follow‑up: the FANTOM II study［J］. EuroIntervention, 2018, 14(11):e1215‑e1223. DOI: 10.4244/EIJ‑D‑18‑00491.
    ［20］ Mintz GS, Nissen SE, Anderson WD, et al.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clinical expert consensus document on standards for acquisition,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of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studies (IVUS).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Task Force on Clinical Expert Consensus Documents［J］. J Am Coll Cardiol, 2001, 37(5):1478‑1492. DOI: 10.1016/s0735‑1097(01)01175‑5.
    ［21］ Okada K, Honda Y, Kitahara H, et al. Bioresorbable scaffold for treatment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results from the ABSORB Japan trial［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8, 11(7):648‑661. DOI: 10.1016/j.jcin.2017.11.034.
    ［22］ Nishi T, Okada K, Kitahara H, et al.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predictors of long‑term outcomes following ABSORB bioresorbable scaffold implantation: A pooled analysis of the ABSORB III and ABSORB Japan trials［J］. J Cardiol, 2021, 78(3):224‑229. DOI: 10.1016/j.jjcc.2021.03.005.
    ［23］ Okada K, Honda Y, Kitahara H, et al. Scaffold underexpansion and late lumen loss after bioresorbable scaffold implantation: Insights from ABSORB JAPAN trial［J］. Int J Cardiol Heart Vasc, 2020,31:100623. DOI: 10.1016/j.ijcha.2020.100623.
    ［24］ Kawamoto H, Ruparelia N, Latib A, et al. Expansion in calcific lesions and overall clinical outcomes following bioresorbable scaffold implantation optimized with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J］. Catheter Cardiovasc Interv, 2017, 89(5):789‑797. DOI: 10.1002/ccd.26725.
    ［25］ Shan P, Motivala A, Moses J, et al. Imaging comparison of a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by high‑frequency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5, 8(11):e187‑e188. DOI: 10.1016/j.jcin.2015.05.023.
    ［26］ Okada K, Kitahara H, Mitsutake Y, et al. Assessment of bioresorbable scaffold with a novel high‑definition 60 MHz IVUS imaging system: Comparison with 40MHz IVUS referenced to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J］. Catheter Cardiovasc Interv, 2018, 91(5):874‑883. DOI: 10.1002/ccd.27197.
    ［27］ Munding CE, Chérin E, Alves N, et al. 30/80 MHz Bidirectional dual‑frequency IVUS feasibility evaluated in vivo and for stent imaging［J］. Ultrasound Med Biol, 2020, 46(8):2104‑2112. DOI: 10.1016/j.ultrasmedbio.2020.03.032.
    ［28］ Wu Y, Shen L, Yin J, et al. 5 years of serial intravascular imaging outcomes of XINSORB si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9, 12(6):602‑603. DOI: 10.1016/j.jcin.2018.11.029.
    ［29］ Ono M, Kawashima H, Hara H, et al. Advances in IVUS/OCT and future clinical perspective of novel hybrid catheter system in coronary imaging［J］. Front Cardiovasc Med, 2020,7:119. DOI: 10.3389/fcvm.2020.00119.
    ［30］ Brugaletta S, Garcia‑Garcia HM, Diletti R, et 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 a six month virtual histology study［J］. EuroIntervention, 2011, 6(9):1110‑1116. DOI: 10.4244/EIJV6I9A193.
    ［31］ Zeng Y, Tateishi H, Cavalcante R, et al. Serial assessment of tissue precursors and progression of coronary calcification analyzed by fusion of IVUS and OCT: 5‑year follow‑up of scaffolded and nonscaffolded arteries［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17, 10(10 Pt A):1151‑1161. DOI: 10.1016/j.jcmg.2016.11.016.
    ［32］ Brugaletta S, Garcia‑Garcia HM, Serruys PW, et al. NIRS and IVUS for characterization of atherosclerosi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ngiography［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11, 4(6):647‑655. DOI: 10.1016/j.jcmg.2011.03.013.
    ［33］ Terada K, Kubo T, Kameyama T, et al. NIRS‑IVUS for differentiating coronary plaque rupture, erosion, and calcified nodule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21, 14(7):1440‑1450. DOI: 10.1016/j.jcmg.2020.08.030.
    ［34］ Noori M, Thayssen P, Veien KT, et al. Lipid‑core burden response to stent implantation assessed with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evaluation in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J］. Cardiovasc Revasc Med, 2017, 18(3):182‑189. DOI: 10.1016/j.carrev.2016.12.018.
    ［35］ Roleder T, Dobrolinska M, Pociask E, et al. Coronary plaque redistribution after stent implantation is determined by lipid composition: A NIRS‑IVUS analysis［J］. Cardiol J, 2020, 27(3):238‑245. DOI: 10.5603/CJ.a2018.0111.
    ［36］ Stone GW, Maehara A, Ali ZA, et al.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for vulnerable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plaque［J］. J Am Coll Cardiol, 2020, 76(20):2289‑2301. DOI: 10.1016/j.jacc.2020.09.547.
    ［37］ de Graaf FR, Schuijf JD, van Velzen JE,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320‑row multidetector computed tomography coronary angiography to noninvasively assess in‑stent restenosis［J］. Invest Radiol, 2010, 45(6):331‑340. DOI: 10.1097/RLI.0b013e3181dfa312.
    ［38］ Nagayama Y, Emoto T, Hayashi H, et al. Coronary stent evaluation by CTA: Image quality comparison between super‑resolution deep learning reconstruction and other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s［J］. AJR Am J Roentgenol, 2023, 221(5):599‑610. DOI: 10.2214/AJR.23.29506.
    ［39］ Onuma Y, Dudek D, Thuesen L, et al. Five‑year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ic results after coronary implantation of the fully resorbable polymeric everolimus‑eluting scaffold in patients with de novo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the ABSORB cohort A trial［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3, 6(10):999‑1009. DOI: 10.1016/j.jcin.2013.05.017.
    ［40］ Collet C, Chevalier B, Cequier A,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for the evaluation of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18, 11(5):722‑732. DOI: 10.1016/j.jcmg.2017.04.013.
    ［41］ Collet C, Sotomi Y, Cavalcante R, et al. Accuracy of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for bioresorbable scaffold luminal investigation: a comparison with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J］. Int J Cardiovasc Imaging, 2017, 33(3):431‑439. DOI: 10.1007/s10554‑016‑1018‑6.
    ［42］ Ghafari C, Brassart N, Delmotte P, et al. Bioresorbable magnesium‑based stent: real‑world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feasibility of follow‑up by coronary computed tomography: a new window to look at new scaffolds［J］. Biomedicines, 2023, 11(4)： 1150. DOI: 10.3390/biomedicines11041150.
    ［43］ Reiss S, Krafft AJ, Zehender M, et 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 potential approach for noninvasive evaluation of coronary patency［J］. Circ Cardiovasc Interv, 2015, 8(4):e002388.DOI: 10.1161/CIRCINTERVENTIONS.115.002388.
    ［44］ Aoki J, Kishi S, Saito S, et al. Coronary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ic images of a lesion treated with a metal stent and fully bioresorbable polymeric everolimus‑eluting scaffold［J］. EuroIntervention, 2016, 12(12):1519. DOI: 10.4244/EIJ‑D‑16‑00263.
    ［45］ Barone‑Rochette G, Vautrin E, Rodière M, et al. First magnetic resonance coronary artery imaging of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in‑patient［J］. Eur Heart J Cardiovasc Imaging, 2015, 16(2):229. DOI: 10.1093/ehjci/jeu203.
    ［46］ von Zur Mühlen C, Reiss S, Krafft AJ, et al. Coronar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fter routine implantation of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 allows non‑invasive evaluation of vascular patency［J］. PLoS One, 2018, 13(1):e0191413. DOI: 10.1371/journal.pone.0191413.
    ［47］ Bian D, Qin L, Lin W, et al. Magnetic resonance (MR) safety and compatibility of a novel iron bioresorbable scaffold［J］. Bioact Mater, 2020, 5(2):260‑274. DOI: 10.1016/j.bioactmat.2020.02.011.
    ［48］ Lawton JS, Tamis‑Holland JE, Bangalore S, et al. 2021 ACC/AHA/SCAI guideline for coronary artery revascularization: Executive summary: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joint committee o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J］. Circulation, 2022, 145(3):e4‑e17. DOI: 10.1161/CIR.0000000000001039.
    ［49］ Sedlis SP, Lorin JD. Shoul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be measured after stent deployment? Routinely? Ever?［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7, 10(10):996‑998. DOI: 10.1016/j.jcin.2017.03.020.
    ［50］ van de Hoef TP, Siebes M, Spaan JA, et al. Fundamentals in clinical coronary physiology: why coronary flow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ronary pressure［J］. Eur Heart J, 2015, 36(47):3312‑3319a. DOI: 10.1093/eurheartj/ehv235.
    ［51］ Tonino PA, De Bruyne B, Pijls NH, 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versus angiography for guid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 N Engl J Med, 2009, 360(3):213‑224. DOI: 10.1056/NEJMoa0807611.
    ［52］ Tu S, Barbato E, Köszegi Z, et al.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calculation from 3‑dimensional quantitative coronary angiography and TIMI frame count: a fast computer model to quantify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moderately obstructed coronary arteries［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4, 7(7):768‑777. DOI: 10.1016/j.jcin.2014.03.004.
    ［53］ Tu S, Westra J, Yang J,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of fast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to derive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rom diagnostic coronary angiography: The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FAVOR pilot study［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6, 9(19):2024‑2035. DOI: 10.1016/j.jcin.2016.07.013.
    ［54］ Li Z, Zhan J, Han J, et al. Comparison of diagnostic accuracy of immediate angiography derived residual quantitative flow ratio after bioresorbable scaffold and drug eluting stent implantation［J］. Rev Cardiovasc Med, 2022, 23(2):59. DOI: 10.31083/j.rcm2302059.
    ［55］ Saito Y, Cristea E, Bouras G, et al. Long‑term serial functional evaluation after implantation of the Fantom sirolimus‑eluting bioresorbable coronary scaffold［J］. Catheter Cardiovasc Interv, 2021, 97(3):431‑436. DOI: 10.1002/ccd.28804.
    ［56］ Asano T, Katagiri Y, Collet C, et al. Function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uMA Supreme biodegradable polymer sirolimus‑eluting stent and a durable polymer zotarolimus‑eluting coronary stent using quantitative flow ratio: PIONEER QFR substudy［J］. EuroIntervention, 2018, 14(5):e570‑e579. DOI: 10.4244/EIJ‑D‑17‑00461.
    ［57］ Chen J, Wetzel LH, Pope KL, et al. FFRCT: Current status［J］. AJR Am J Roentgenol, 2021, 216(3):640‑648. DOI: 10.2214/AJR.20.23332.
    ［58］ Zhuang B, Wang S, Zhao S, et al.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derive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CT‑FFR) for the detection of myocardial ischemia with invasive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as referenc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Eur Radiol, 2020, 30(2):712‑725. DOI: 10.1007/s00330‑019‑06470‑8.
    ［59］ Tang CX, Guo BJ, Schoepf JU, et al. Feasibility and prognostic role of machine learning‑based FFRCT in patients with stent implantation［J］. Eur Radiol, 2021, 31(9):6592‑6604. DOI: 10.1007/s00330‑021‑07922‑w.
    ［60］ Pontone G, Andreini D, Guaricci AI, et al. Incremental diagnostic value of stress computed tomography myocardial perfusion with whole‑heart coverage CT scanner in intermediate‑to high‑risk symptomatic patients suspected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19, 12(2):338‑349. DOI: 10.1016/j.jcmg.2017.10.025.
    ［61］ Andreini D, Mushtaq S, Pontone G, et al. Rationale and design of advantage (additional diagnostic value of CT perfusion over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n stented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stent restenosis or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rogression) prospective study［J］. J Cardiovasc Comput Tomogr, 2018, 12(5):411‑417. DOI: 10.1016/j.jcct.2018.06.003.
    ［62］ Andreini D, Mushtaq S, Pontone G, et al. CT perfusion versus coronary CT angi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in‑stent restenosis or CAD progression［J］. JACC Cardiovasc Imaging, 2020, 13(3):732‑742. DOI: 10.1016/j.jcmg.2019.05.031.
    ［63］ Stuijfzand WJ, Schumacher SP, Driessen RS, et al. Myocardial blood flow and coronary flow reserve during 3 years following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versus metallic drug‑eluting stent implantation: the VANISH trial［J］. JACC Cardiovasc Interv, 2019, 12(10):967‑979. DOI: 10.1016/j.jcin.2019.03.004.
    ［64］ Gutiérrez‑Chico JL, Chen Y, Yu W, et al.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optical flow ratio for functional evaluation of coronary stenosis in a prospective series［J］. Cardiol J, 2020, 27(4):350‑361. DOI: 10.5603/CJ.a2020.0071.
    ［65］ Huang J, Emori H, Ding D, et 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intracoronary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based versus angiography‑base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ronary lesions［J］. EuroIntervention, 2020, 16(7):568‑576. DOI: 10.4244/EIJ‑D‑19‑01034.
    ［66］ Emori H, Kubo T, Shiono Y, et al. Comparison of optical flow ratio and fractional flow ratio in stent‑treated arteries immediately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 Circ J, 2020, 84(12):2253‑2258. DOI: 10.1253/circj.CJ‑20‑0661.
    ［67］ Ding D, Yu W, Tauzin H, et al. Optical flow ratio for assessing stenting result and phys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residual disease［J］. EuroIntervention, 2021, 17(12):e989‑e998. DOI: 10.4244/EIJ‑D‑21‑00185.
    ［68］ Yu W, Tanigaki T, Ding D, et al. Accuracy of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base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in identifying hemodynamic significance of coronary stenosis［J］. Circ Cardiovasc Interv, 2021, 14(2):e009840. DOI: 10.1161/CIRCINTERVENTIONS.120.009840.
    ［69］ Yong D, Minjie C, Yujie Z, et 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IVUS‑FFR analysis based o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and bifurcation fractal law for assessing myocardial ischemia［J］. Front Cardiovasc Med, 2023,10:1155969. DOI: 10.3389/fcvm.2023.1155969.
    ［70］ Bezerra CG, Hideo‑Kajita A, Bulant CA, et al. Coronary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derived from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maging: Validation of a new computational method of fusion between anatomy and physiology［J］. Catheter Cardiovasc Interv, 2019, 93(2):266‑274. DOI: 10.1002/ccd.27822.
    ［71］ Sui Y, Yang M, Xu Y, et 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base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versus angiography‑based quantitative flow ratio measurements for evaluating left main coronary artery stenosis［J］. Catheter Cardiovasc Interv, 2022, 99 Suppl 1∶1403‑1409. DOI: 10.1002/ccd.30078.
    ［72］ Lin W, Zhang H, Zhang W, et al. In vivo degradation and endothelialization of an iron bioresorbable scaffold［J］. Bioact Mater, 2021, 6(4):1028‑1039. DOI: 10.1016/j.bioactmat.2020.09.020.
    ［73］ Wang L, Zhao Y, Zheng B, et al. Ultrawide‑bandwidth high‑resolution all‑optical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using miniaturized photoacoustic transducer［J］. Sci Adv, 2023, 9(23):eadg8600. DOI: 10.1126/sciadv.adg8600.
    ［74］ Lau YS, Tan LK, Chan CK, et al. Automated segmentation of metal stent and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in intravascular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images using deep learning architectures［J］. Phys Med Biol, 2021, 66(24)：5026. DOI: 10.1088/1361‑6560/ac4348.
    ［75］ Tu S, Holm NR, Koning G, et al. Fusion of 3D QCA and IVUS/OCT［J］. Int J Cardiovasc Imaging, 2011, 27(2):197‑207. DOI: 10.1007/s10554‑011‑9809‑2.
    ［76］ Poon E, Wu X, Dijkstra J, et al. Angiography and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derived shear stress: are they equivalent in my opinion?［J］. Int J Cardiovasc Imaging, 2023, 39(10):1953‑1961. DOI: 10.1007/s10554‑023‑02949‑0.
    ［77］ Wu W, Khan B, Sharzehee M, et al. Three 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oronary artery stents from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and clinical feasibility［J］. Sci Rep, 2021, 11(1):12252. DOI: 10.1038/s41598‑021‑9145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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