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从传统柯萨奇病毒心肌炎到新兴传染病所致的心肌损害

陈明鲜 周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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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陈明鲜，周胜华 . 从传统柯萨奇病毒心肌炎到新兴传染病所致的心肌损 害 [J/OL]. 中 华 心 血 管 病 杂 志 ( 网 络版 ),2020,3:e1000041(2020-06-22). http://www.cvjc.org.cn/index.php/Column/columncon/article_id/207. DOI:10.3760/cma.j.issn.2096-1588.2020.10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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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20/06/22    浏览量： 43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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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柯萨奇病毒心肌炎到新兴传染病所致的心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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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柯萨奇病毒心肌炎到新兴传染病所致的心肌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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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病毒性心肌炎是各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间质非特异性炎性损伤，属于感染性心肌疾病的一种亚型[1]。病毒性心肌炎可呈局限性或弥散性病变，病程可分为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慢性期[2]。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病程长短不一，主要取决于心肌损伤的部位与广泛程度。多数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的临床表现为活动后轻微的胸闷或心悸不适，经过适当的治疗后能痊愈，大多预后良好；重者可发生左心功能衰竭、心源性休克，甚至出现猝死；另外，少数患者进入慢性期可逐渐发展演变为扩张型心肌病。心肌损伤除了与自身免疫状况相关外，还与病毒种类有密切联系。引起心肌炎的病毒种类颇多，其中以引起肠道和上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感染最多见。目前已知的传统病毒有 30 余种，最常见的是柯萨奇病毒，其次是 ECHO 病毒（enteric cytopathic human orphan virus）、腺病毒、风疹病毒、腮腺炎病毒等[3-4]。

近年来，随着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些新兴传染病不断出现且在全球蔓延盛行，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是受传染病影响较重的国家之一，从 1981 年到 2020 年近 40 年间，我国发生了约 20 余种新兴传染病，其中以艾滋病、流行性感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等作为疫情较大的新发传染病。这些新兴传染病时常也伴有心肌损害，增加患者死亡率，严重危害人类健康[5]。近年来心肌损伤的报道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在临床上却容易被医生忽略[6-7]。在为新兴传染病患者诊疗过程中，必须充分关注是否同时伴有心肌损害。因此，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传染病合并的心肌损害，根据病情严重程度为新兴传染病患者进一步提供个体化、综合性治疗及康复方案，从而提高新兴传染病的疗效，对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病原学与流行病学


一、柯萨奇病毒
为单股正链小 RNA 的肠道病毒，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但早期亦可经呼吸道传播，在暴发流行期易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柯萨奇病毒感染呈世界性分布，可散发或暴发流行，也可以周期性流行，易在夏季和早秋流行。柯萨奇病毒具有高度亲心肌细胞性，易引发心肌炎，是诱发病毒性心肌炎的主要病原体[8]。


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e deficiency virus，HIV）是一种逆转录病毒，它主要攻击 T淋巴细胞（Th 细胞），使得宿主细胞难以被免疫系统所识别而免受攻击，从而引起获得性免疫缺 陷 性 综 合 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中文译名“艾滋病”。HIV分为 HIV-1 和 HIV-2 两种类型。HIV-1 起源于非洲中部，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因一种亲缘关系密切的黑猩猩病毒首次感染人类而出现[9-10]。20 世 纪 70 年代末，HIV-1 病毒开始在全球传播，到了1981 年，艾滋病首次被人类识别。截至 2017 年，全球范围内有 3 690 万例艾滋病患者存活，有170 万人死于 HIV 感染。2018 年年底，中国大陆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约 125 万，流行率为 0.9‰，虽整体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但感染者的数量仍然巨大[11]。但 HIV-2 仅局限于西非地区。与其他传染病相比，无明显季节性。


三、流行性感冒病毒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病毒分为甲（A）、乙（B）、丙（C）三型。甲型流感依据流感病毒特征分为 HxNx 共 135 种亚型。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是一种 RNA 病毒，属于正黏液病毒科，它的宿主是鸟类和一些哺乳动物。2009 年 4 月在墨西哥首次暴发甲型 H1N1 流感，随后很快在美国边境蔓延。到 2010 年 4 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有 6 100 万人感染了甲型 H1N1 流感，导致 12 500人死亡 [12]。甲型 H1N1 流感可突然暴发，快速散播，造成不同程度的流行。中国北方一般在冬季高峰流行，南方夏季和冬季高峰流行，通常流行 3~4周后自然停止，发病率高，但致死率低。感染者和隐性感染者为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也可通过黏膜传播[13]。H7N9 型禽流感病毒于 2013 年 3 月首次在我国上海和安徽两地发现，每年的12月至次年3月期间为人感染的高发时段。传染源可能为携带 H7N9 型禽流感病毒的禽类及其分泌物或排泄物，主要经呼吸道传播，目前未发现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明确证据。截至 2015 年 1 月 10 日，全国已确诊 134 人，37 人死亡，76
人痊愈。


四、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线性单股正链 RNA 病毒，为目前已知 RNA 病毒中基因组最大的病毒。包含 4 种主要结构蛋白：刺突（S）蛋白（受体结合位点），核衣壳（N）蛋白，膜（M）蛋白和包膜（E）蛋白。目前已知有 7 种冠状病毒可感染人体，其中主要以 SARS 病 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rivus，SARS-CoV）、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rne coronavirus，MERS-CoV）和 2019 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rivus，SARS-CoV-2）引起人最为严重的呼吸道感染。SARS 是一种新的、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14]。2002 年 11 月起从中国广东省佛山市开始暴发，随后在全球广泛流行，共33 个国家均有发现。到 SARS 流行结束时，全球临床诊断病例已达 8 404 例，累计死亡 779例；而中国大陆地区可能有 5 327 例病例，死亡率为 7％[15]。2012 年 6 月 13 日，在沙特死亡患者体内首次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16]，随后被正式命名为“MERS-CoV”。最初认为该病毒源于蝙蝠，通过骆驼传染给人类。潜伏期为 2~14 d，而且患者多为男性。但是其传染性要比 SARS 弱得多，而且只有在密切接触后才会发生传染[17]。主要分布在温带气候地区，冬季好发。病例分布在 26 个国家，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全球累计 2 494 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 858 例（病死率 34.4%）。2019 年 12 月，在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呼吸道上皮细胞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命名为 SARS-CoV-2[18]。通过基因全组测序发现 SARS-CoV-2、SARS-CoV 及 MRESCoV 属 于 同 一 属， 与 SARS-CoV 有 79.5% 的基因组序列具有一致性，三者的致死率分别为3%、10%、40%。与其他两种传染病相比较，COVID-19 确诊病例多数症状较轻，预后较好，病死率低[19]。

传统及新兴传染病与心肌损伤


一、柯萨奇病毒
1952 年，荷兰学者首次报道了非洲婴幼儿病毒性心肌炎；1957 年，北爱尔兰学者首次报道了成人病毒性心肌炎，随后世界各地陆续有报道[20-21]。由于其临床表现特异性不强，给确诊病毒性心肌炎带来一定困难，因此目前国内外关于流行病学资料及相关报道较少，总发病率目前尚无详细报道[4]。在临床上，柯萨奇病毒 A、B 组都可以引起心肌炎，其中柯萨奇病毒 B 组 2、3、4 型最常见，5、1 型次之；而柯萨奇病毒 A 组 1、4、9、16、23 型侵犯婴幼儿，引起婴幼儿心肌炎。有报道认为柯萨奇病毒 B 组感染人群中有 5% 的患者心肌可受累，因此柯萨奇病毒 B 组感染是诱发病毒性心肌炎最常见的原因[22]。


二、HIV
AIDS 对人体的危害，除了免疫系统功能受损外，心血管系统明显受累。与普通人群相比，艾滋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是普通人群的 2 倍。心血管并发症是艾滋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AIDS 患者心血管损害发现较晚，早期心肌损害轻，主要表现为局灶性心肌炎，常无症状，临床表现隐匿，临床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HIV 感染晚期才发现心肌损伤，表现为扩张型心肌病，常有临床症状。HIV直接导致的心肌损害极少见，多数为机会感染性心肌炎。尸检证明，有 33% 的AIDS 患者伴有心肌炎，而其中 80% 的病因是特发的，15%~20% 为机会致病菌感染[23]。


三、流感病毒
国内外回顾性临床资料分析均发现甲型 H1H1流感病毒所致心肌损伤并不少见。2009 年，李秀惠等[24]对收治的 17 例甲型 H1H1 流感重症患者分析发现，心肌酶异常者 7 例（41.2%），心电图异常者 9 例（52.9%），提示病变可累及心肌。李胜军[25]对收治的 23 例甲型 H1H1 流感患者进行分析，有 7 例患者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升高，3 例患者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MB，CK-MB）升高，但肌钙蛋白均为阴性，心电图检查有 2 例窦性心律失常。闫慧颖等[26] 对 418 例甲型 H1N1 流感患者进行分析发现，96 例患者出现CK 升高，有 13 例患者 CK-MB 升高。吴林飞等[27] 将 68 例甲型 H1N1 流感患者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结果显示两组的心肌损伤率分别为 16.00%和 67.44%，提示严重心肌损伤可能是甲型 H1N1流感患者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Bratincsák 等[28]在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患儿中检查发现，11 例患儿中有 2 例心肌酶升高，3 例患儿彩色超声心动图提示心功能差，提示甲型 H1N1 流感病毒与心肌炎密切相关。Domínguez-Cherit 等[29] 对 58 例墨西哥甲型 H1N1 流感重症患者分析发现，心肌酶的升高与患者 28 d 内死亡率密切相关。

关于甲型 H7N9 禽流感所致心肌损伤报道也极少。Gao 等[30]首次报道人感染 H7N9 型禽流感后的心脏损伤与住院患者死亡独立相关。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共纳入 2015—2017 年，全国 17个省市、133 家医院的 321 例 H7N9 型禽流感住院患者，发现心脏损伤与 H7N9 型禽流感患者预后密切相关。因此，心肌损伤是 H7N9 型禽流感患者不可忽视的并发症之一，与更高的住院死亡率相关。


四、SARS-CoV
SARS-CoV 不仅导致呼吸道的严重损伤，而且对心肌等脏器组织也存在损害，是恶化病情和增加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目前 SARSCoV 累及心肌的报道尚少。SARS 病死率一般在5% 左右，而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患者感染SARS 的病死率可达 20%~50%，最高可达 70%，提示 SARS 在原有心血管疾病患者中造成的损伤更为严重，死亡率更高[31]。

罗洁等[32]总结了 125 例无心肺基础疾病的SARS 患者临床资料，结果发现 CK 和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呈一过性升高，但 CK-MB 和心肌肌钙蛋白 T（cardiac troponin T，cTnT）均无升高或异常，提示酶升高并非主要来源于心肌。该研究认为除非到了终末期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SARS-CoV 引起心肌损害的发生率并不高，与国外报道基本一致。同时，王绍军等分别对 10 例 SARS 重症患者和 10 例轻型患者采用心脏彩色超声检查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左心室射血分数均在正常范围，且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文章认为 SARS 患者的呼吸困难主要与肺部损害有关，与心功能关系不大[33]。

然而，王玫和王靖[34]对确诊为 SARS 的 63 例患者心肌酶和心电图资料进行分析，CK、CK-MB升高者分别为 6.35% 和 3.17%。52.38% 的患者出现心电图异常，其中 T 波低平占 15.87%，类似早期复极综合征者占 36.51%。所有患者中，4 例 （6.3%）合并糖尿病，6 例（9.5%）合并高血压，3 例（4.8%）合并冠心病，2 例（3.2%）合并高血压及冠心病。1 周后心电图基本恢复正常。华伟等[35] 对 35 例确诊为 SARS 的患者分析发现，10 例患者 X 线检查显示全心增大或右心增大，而在发病 3~4 周恢复期后，9 例患者心影恢复正常。5 例患者在发热期间出现 CK、CK-MB 升高，但 3~5 d 后恢复正常水平。提示 SARS 患者常伴有心脏损伤，多数表现为一过性，且恢复良好。心脏增大的患者，绝大多数在 SARS 恢复期心脏大小恢复正常。

Chen 等[36] 对 86 例的 SARS 病例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有 55 例（64%）患者在恢复期的静息心率超过 90 次 /min，62 例（72.1%）患者轻微活动后心率超过 100 次 /min。而且还发现轻型组和重型组患者恢复期静息心率和活动后心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心肌有可能受累。同时，SARS患者在恢复期引起的心动过速与病情的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即心率增快是相对独立的一种表现，并非继发于其他脏器功能的严重受损。2003 年段钟平等[37] 对 143 例 SARS 患者进行临床资料分析，19例出现CK-MB升高，17例在2~3 d内恢复正常，2 例持续 1 周以上。在 12 例死亡患者中，10 例患者的 CK-MB 升高，而重型和轻型患者的 CK-MB分别占 55.6% 和 3.4%，提示 CK-MB 与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心肌酶谱的异常更多见于原有心血管基础疾病患者。SARS 患者容易出现多种血清酶的升高，但是少数患者出现短暂的 CK、CK-MB 轻度升高和心电图异常，是心脏损伤早期的重要标志，与病情轻重有关，并且主要见于原有心血管疾病患者。


五、MERS-CoV
一项对 637 例 MERS-CoV 感染患者进行分析的研究显示，30% 患者具有基础性心脏病，50% 患者有高血压，50% 患者有糖尿病。与SARS-CoV 相比，MERS-CoV 相关的心肌损伤极少见[38]。Alhogbani[39]首次报道了一位 60 岁的沙特阿拉伯 MERS 肺炎患者，发现其肌钙蛋白升高，心脏超声及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左心室功能受损，诊断为 MERS-CoV 导致的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同时在 3 个月后随访发现左心功能未见明显改善。最近的一项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在小鼠的心脏中发现了 MERS-CoV 的 RNA，提示 MERS-CoV 可能直接作用于心肌组织，但引起心肌损伤的具体机制目前尚不清楚[40]。


六、COVID-19
随着疫情的流行，确诊病例增多，回顾性分析资料显示，心肌损伤广泛存在于 SARS-CoV-2感染确诊患者中，在危重症患者接近 100%，重症患者中这个数字为 70%~80%，但出现暴发性心肌炎的少见。在最早的死亡病例中发现，1 例确诊为 COVID-19 的重症感染患者表现为心肌炎，心肌酶显著升高，且该患者心电图存在异常表现[41]。Huang 等[42]在一项纳入 44 例 COVID-19 确诊患者的资料分析中，发现有 5 例（12%）患者超敏肌钙蛋白 I 明显升高，考虑为急性心肌损伤，其中1 例为轻症患者，4 例为重症患者，分别占轻症和重症患者的 4% 和 31%。Wang 等[43]在确诊为COVID-19 的 138 例患者中，有 10 例（7.2%）出现急性心肌损伤，其中 2 例为轻症，占轻症患者的 2%，8 例为重症患者，占重症患者的 22%，且这些重症患者的心肌酶比轻症患者明显升高，提示心肌损伤程度与病情密切相关。

心肌损伤增加 COVID-19 确诊病例的死亡率。Guan 等[44]纳入我国 31 个省 552 家医院共 1 099 例COVID-19 确诊患者，分为重症和非重症，主要复合终点事件包括收入 ICU 治疗、机械通气和死亡。回顾性资料分析发现，心肌损伤标志物在重症患者和有主要复合终点事件患者中水平更高。Shi 等[45]对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的 416 例 COVID-19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发现 COVID-19 患者的心肌损伤与死亡有密切联系，感染 SARS-CoV-2 住院患者心肌损伤发生率为 19.7%。通过生存分析和多因素回归模型，发现合并心肌损伤的患者院内死亡率高达 51.2%，而非心肌损伤患者死亡率只有 4.5%。心肌损伤的出现可能预示着感染 SARS-CoV-2 患者的院内死亡风险增加 3~4 倍。心肌损伤患者多为高龄，常伴多种慢性疾病，病情进展较快，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肾损伤以及凝血异常比例显著高于非心肌损伤患者。Guo 等[46]对武汉市第七医院收治的187 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66 例（35.4%）患者具有潜在的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和心肌病。无基础 CVD 和 cTnT 水平正常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为 7.62%（8/105 例），有基础 CVD和 cTnT 水平正常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为 13.33%（4/30 例），无基础 CVD 但 cTnT 水平升高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为 37.50%（6/16 例），有基础 CVD 和 cTnT 水平升高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为 69.44%（25/36 例）。与无 CVD 的患者相比，有基础 CVD 的患者更容易出现 cTnT 水平升高（54.5% vs.13.2%）。该研究提示有基础 CVD 但无心肌损伤的患者预后相对较好。

心肌损伤机制


目前公认主要有以下几种机制导致心肌损害：（1）各种病毒侵入心肌细胞造成的直接损伤。心肌细胞表面存在柯萨奇-腺病毒受体和衰变加速因子，衰变因子促进病毒在心肌细胞内复制，诱导心肌细胞线粒体 DNA 损伤及凋亡系统激活[47]。HIV 病毒粒子以斑块状分布感染心肌细胞，HIV 可以直接通过独立于趋化因子受体-5和半胱氨酸-X-半胱氨酸趋化因子受体 4 的途径进入心肌细胞[48]。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2）为 SARS-CoV 和 SARSCoV-2 的功能性受体，结合病毒的 S 辅助蛋白侵入机体细胞[49]。由于 MERS-CoV 和 SARS-CoV 有很高的临床相似性，初期认为 MERS-CoV 也通过ACE2 侵入细胞，但随后却发现 ACE2 特异性阻滞剂并不能阻止 MERS-CoV 的感染，而二肽基肽酶-4（dipeptylpeptidase4，DPP4，亦称为 CD26）能特异性地与 MERS-CoV 受体结合，但在心肌细胞 DPP4 表达少[50]，因此，相较于 SARS-CoV，这可能是 MERS 导致心肌损伤较少见的原因之一。（2）自身免疫反应和炎症介质介导的心脏损伤。病毒和心肌细胞存在共同抗原，通过交叉免疫反应诱发心肌细胞变性、凋亡和坏死[51]。“炎症风暴”与 COVID-19 患者心肌损伤密切相关，“炎症风暴”的检测水平越高，患者的心肌损伤就越明显，提示免疫反应也是直接导致心肌损伤的因素。但HIV 直接导致机体免疫系统受损，多数为机会感染性心肌炎。（3）重症传染病患者，存在呼吸衰竭、休克、脓毒血症及内环境紊乱等，导致心肌损伤，尤其存在原有心脏基础疾病患者心肌损伤更加明显。（4）此外，艾滋病患者硒元素的缺乏与心肌损害有关，同时还发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也可诱发自身免疫反应导致心肌损害[52]。

临床表现


病毒性心肌炎和新兴传染病引起的心肌损伤临床症状表现多样，轻重不一，且缺乏特异性。在发病前 3 周，多数患者常有上呼吸道或消化道感染等前驱症状，如发热、咽痛、咳嗽、腹痛、腹泻等症状[53]。多数患者心脏轻度受累，可表现为无症状，或可表现心悸、胸闷、胸痛及气促等症状，大多预后良好。少数患者心脏重度受累，可发生左心室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该类患者预后差。另外，还有少数患者慢性迁延进展为扩张型心肌病，表现为活动后气促、胸闷、呼吸困难、端坐呼吸等慢性心力衰竭的症状。AIDS 患者早期常无损害或心肌损害轻，临床症状隐匿 [54]。HIV 相关性心肌炎常在晚期发生，最后逐渐进展为扩张型心肌病。心肌损害严重者可伴发严重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甚至猝死，50% 的该类患者在 6 个月内死亡。晚期进展为心肌病的临床症状与扩张型心肌病相似[55]。

体查心脏轻度扩大，常伴有心动过速，偶有心动过缓、心律不齐或心音减弱。心包受累者，可闻及心包摩擦音。重症患者发生急性心力衰竭时，可有心脏明显扩大，肺部出现湿啰音、奔马律、呼吸急促和发绀，重症患者可突然发生心源性休克、脉搏细弱和血压下降[56]。

治疗


对于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目前无特效药。患者一般预后良好。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一般治疗（严格卧床休息及营养支持等）和普通药物治疗（营养心肌、减轻心脏负荷及保护胃黏膜等）外，还包括抗感染、抗病毒、糖皮质激素、静脉免疫球蛋白、血浆和血液净化及生命支持措施等[19]。免疫球蛋白在甲型 H1N1 流感中的应用存在争议，但免疫球蛋白已经在流感重症病例中使用多年。有荟萃分析发现流感患者使用康复者血液制品可以减少患者死亡风险[57]。帕拉米韦是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是一种新型的抗流感病毒药物，目前已证明对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有效。目前甲型 H1N1 流感疫苗已上市。由于 COVID-19传染性强，目前疫苗正在研发中。奥司他韦对SARS-CoV-2 无效。有研究发现伦地西韦、羟氯喹联用阿奇霉素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等可抑制SARS-CoV-2，甲磺酸卡莫司他阻止 SARS-CoV-2通过 ACE2 侵入宿主细胞，但在临床上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于心源性休克患者，若使用正性肌力药物无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体外膜肺氧合与左心辅助装置可维持患者血流动力学稳定。COVID-19 所致的心脏损伤患者，康复出院后绝大多数心脏仍遗留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在基础的肺部康复以外，患者必须坚持心脏康复治疗。

小结


近年来，新兴传染病不断的暴发和全球的蔓延盛行，已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新兴传染病的患者存在一定比例的心肌损伤，而心肌损伤可加速病情进展、增加患者死亡率。与传统病毒性心肌炎相比，新兴传染病所致心肌损伤起病隐匿，常被临床医生所忽视。因此，在新兴传染病患者诊疗过程中，必须充分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心肌损害，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综合性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新兴传染病的疗效，有助于改善预后。

  • 作者： 陈明鲜    周胜华   

  • 作者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   

  • 通信作者： 周胜华，Email:zhoushenghua@ csu.edu.cn

  • 关键词： 心肌炎；传染病，新出现；冠状病毒感染

  • DOI： 10.3760/cma.j.issn.2096-1588.2020.1000041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818003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670269）； 湖南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2019JJ50871）

  • 利益冲突： 无

  • 收稿日期： 2020-04-04

  • 录用日期： 2020-05-11

  • 本文编辑： 史红

    • 摘要中文

    无

    摘要英文

    无
    无

    本研究主要材料与器材

    无

    参考文献

    [1] Dennert R, Crijns HJ, Heymans S. Acute viral myocarditis[J]. Eur Heart J, 2008,29(17):2073-2082. DOI: 10.1093/eurheartj/ehn296.
    [2] Rose NR. Viral myocarditis[J]. Curr Opin Rheumatol, 2016, 28(4): 383-389. DOI: 10.1097/BOR.0000000000000303.
    [3] Andréoletti L, Lévêque N, Boulagnon C, et al. Viral causes of human myocarditis[J]. Arch Cardiovasc Dis, 2009,102(6-7):559-568. DOI:10.1016/j.acvd.2009.04.010.
    [4] Cooper LT Jr. Myocarditis[J]. N Engl J Med,2009,360(15): 1526-1538. DOI:10.1056/NEJMra0800028.
    [5] Reperant LA, Osterhaus A. AIDS, avian flu, SARS, MERS, Ebola, Zika… what next?[J]. Vaccine, 2017,35(35 Pt A):4470-4474. DOI: 10.1016/j.vaccine.2017.04.082.
    [6] Pollack A, Kontorovich AR, Fuster V, et al. Viral myocarditisdiagnosis, treatment op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J]. Nat Rev Cardiol, 2015,12(11):670-680. DOI: 10.1038/nrcardio.2015.108.
    [7] Shauer A, Gotsman I, Keren A, et al. Acute viral myocarditis: current concept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 Isr Med Assoc J, 2013,15(3):180-185.
    [8] 幸建华 , 杨占秋 . 柯萨奇病毒与病毒性心肌炎 [J]. 数理医药学杂志 , 2004, 17(3): 260-262. DOI: 10.3969/j.issn.1004-4337.2004. 03.034.
    [9] Gottlieb MS, Schroff R, Schanker HM, et al.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and mucosal candidiasis in previously healthy homosexual men: evidence of a new acquired cellular immunodeficiency[J]. N Engl J Med, 1981,305(24):1425-1431. DOI: 10.1056/NEJM198112103052401.
    [10] Gallo RC, Salahuddin SZ, Popovic M, et al. Frequent detection and isolation of cytopathic retroviruses (HTLV-Ⅲ ) from patients with AIDS and at risk for AIDS[J]. Science,1984,224(4648):500-503. DOI:10.1126/science. 6200936.
    [11] GBD 2017 HIV collaborat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mortality of HIV, 1980-2017, and forecasts to 2030,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 2017[J]. Lancet HIV,2019,6(12):e831-e859. DOI:https://doi.org/10.1016/S2352-3018(19)30196-1.
    [12] Shrestha SS, Swerdlow DL, Borse RH, et al. Estimating the burden of 2009 pandemic influenza A (H1N1) in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2009-April 2010)[J]. Clin Infect Dis,2011,52(Suppl 1):S75-S82. DOI:10.1093/cid/ciq012.
    [13] Wang X, Jiang H, Wu P, et al. Epidemiology of avian influenza A H7N9 virus in human beings across five epidemics in mainland China, 2013-17: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laboratory-confirmed case series[J]. Lancet Infect Dis, 2017,17(8):822-832. DOI: 10.1016/S1473-3099(17)30323-7.
    [14] Donnelly CA, Ghani AC, Leung GM, et al. Epidem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spread of causal agent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Hong Kong[J]. Lancet, 2003,361(9371):1761-1766. DOI: 10.1016/S0140-6736(03): 13410-1.
    [15]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Cumulative number of reported probable cases of SARS[EB/OL]. [2020-03-27]. 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2003_07_11/en/ 2003.
    [16] Zaki AM, van Boheemen S, Bestebroer TM, et al. Isolation of a novel coronavirus from a man with pneumonia in Saudi Arabia[J]. N Engl J Med, 2012,367(19):1814-1820. DOI: 10.1056/NEJMoa1211721.
    [17] Assiri A, Al-Tawfiq JA, Al-Rabeeah AA, et al. Epidemiological,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47 cases of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disease from Saudi Arabia: a descriptive study[J]. Lancet Infect Dis,2013,13(9):752-761. DOI: 10.1016/S1473-3099(13)70204-4.
    [18] Xu X, Chen P, Wang J, et al. Evolution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from the ongoing Wuhan outbreak and modeling of its spike protein for risk of human transmission[J]. Sci China Life Sci, 2020,63(3):457-460. DOI: 10.1007/s11427-020-1637-5.
    [19] Zhou P, Yang XL, Wang XG, et al. A pneumonia outbreak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ronavirus of probable bat origin[J]. Nature, 2020,579(7798):270-273. DOI: 10.1038/s41586-020-2012-7.
    [20] Hubner RJ, Beeman EA, Cole RM,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Coxsakie virus in human disease, particularly herpangina and epidemic pleurodgnia[J]. N Engl J Med, 1952,247(8):285-289. DOI:10.1056/NEJM19520812470805.
    [21] Fletcher E, Brennan CF. Cardiac complications of coxsackie-virus infection[J].Lancet,1957,272(6975): 913-915. DOI: 10.1016/s0140-6736(57)91229-1.
    [22] Hashimoto R, Ogata M, Koga Y, et al.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acute Coxsackie-B viral myocarditis and pericarditis 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serum enzyme patterns and long-term prognosis[J]. Kurume Med J, 1987,34(1):19-27. DOI: 10.2739/kurumemedj.34.19.
    [23] Ntsekhe M, Mayosi BM. Cardiac manifestations of HIV infection: an African perspective[J]. Nat Clin Pract Cardiovasc Med, 2009,6(2):120-127. DOI: 10.1038/ncpcardio1437.
    [24] 李秀惠 , 夏章 , 田一梅 , 等 . 新型甲型 H1N1 流感重症 17 例临床特征分析 [J]. 环球中医药, 2010,3(1):13-17. DOI:10.3969/j. issn.1674-1749.2010.01.003.
    [25] 李胜军. 甲型 H1N1 流感 23 例临床分析 [J]. 中华现代临床医学杂志, 2010,8(1):53-54. DOI:17262587(2010)01005302.
    [26] 闫慧颖 , 周志平 , 姜天俊 , 等 . 甲型 H1N1 流感 418 例临床、实验室特点及预后 [J]. 传染病信息,2010,23(4):221-223. DOI: 10.3969/j.issn.1007-8134.2010.04.009.
    [27] 吴林飞 , 王利宏 , 刘丹平 , 等 . 甲型 H1N1 流感感染的心肌损伤分析 [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0,19(12):1328-1330. DOI: 10.3760/cma.j.issn.1671-0282.2010.12.027.
    [28] Bratincsák A, El-Said HG, Bradley JS, et al. Fulminant myocarditis associated with pandemic H1N1 influenza A virus in children[J]. J Am Coll Cardiol, 2010,55(9):928-929. DOI:10.1016/j.jacc.2010.01.004.
    [29] Domínguez-Cherit G, Lapinsky SE, Macias AE, et al.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2009 influenza A(H1N1) in Mexico[J]. JAMA, 2009,302(17):1880-1887. DOI: 10.1001/jama.2009.1536.
    [30] Gao C, Wang Y, Gu X,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cardiac injury and mortality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infected with avian influenza A (H7N9) virus[J]. Crit Care Med, 2020,48(4):451-458. DOI: 10.1097/CCM.0000000000004207.
    [31] Yu CM, Wong RS, Wu EB, et al.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J]. Postgrad Med J,2006,82(964):140-144. DOI: 10.1056/NEJMoa030747.
    [32] 罗洁 , 邓西龙 , 卢业成 , 等 .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患者心肌损害的初步研究 [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3,31(10):723-726. DOI: 10.3760/j:issn:0253-3758.2003.10.002.
    [33] 王绍军 , 李玉明 , 刘迎午 , 等 .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时左心室功能的初步观察 [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3,31(10):734. DOI: 10.3760/j:issn:0253-3758.2003.10.005.
    [34] 王玫 , 王靖 . 63 例 SARS 患者心肌酶谱改变的临床观察 [C]//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 . 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济南，2008. 北京：中华医学会杂志社，2008:496.
    [35] 华伟 , 杨跃进 , 梁岩 , 等 .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患者心血管系统表现初步临床观察 [J]. 中国循环杂志, 2004,19(1):53-55.
    [36] Chen M, Huo Y, Huo N, et al. Cardiac presen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SARS[J]. Beijing Da Xue Xue Bao Yi Xue Ban, 2003,35(5):556-557.
    [37] 段钟平 , 张晶 , 沈潞华 , 等 .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患者心脏损伤的临床特征观察 [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03,31(10): 727-730. DOI: 10.3760/j:issn:0253-3758.2003.10.003.
    [38] Badawi A, Ryoo SG. Prevalence of comorbid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Int J Infect Dis, 2016,49:129-133. DOI: 10.1016/j.ijid.2016.06.015.
    [39] Alhogbani T. Acute myocarditis associated with novel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J]. Ann Saudi Med, 2016,36(1):78-80. DOI: 10.5144/0256-4947.2016.78.
    [40] Agrawal AS, Garron T, Tao X, et al. Generation of a transgenic mouse model of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infection and disease[J]. J Virol, 2015,89(7):3659-3670. DOI: 10.1128/JVI.03427-14.
    [41]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通报 [EB/OL]. (2020-01-16)[2020-01-16].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 2020011609057.
    [42] Huang C, Wang Y, Li X,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J]. Lancet,2020,395(10223):497-506. DOI: 10.1016/S0140-6736(20)30183-5.
    [43] Wang D, Hu B, Hu C,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138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in Wuhan, China[J]. JAMA, 2020,323(11):1061-1069. DOI: 10.1001/jama.2020.1585.
    [44] Guan WJ, Ni ZY, Hu Y,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China[J]. N Engl J Med,2020,382(18):1708-1720. DOI: 10.1056/NEJMoa2002032.
    [45] Shi S, Qin M, Shen B, et al. Association of cardiac injury with mortality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in Wuhan, China[J]. JAMA Cardiol, 2020:e200950[Online ahead of print]. DOI:10.1001/jamacardio.2020.0950.
    [46] Guo T, Fan Y, Chen M, et al. Cardiovascular implications of fat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J]. JAMA Cardiol, 2020:e201017[Online ahead of print]. DOI: 10.1001/jamacardio.2020.1017.
    [47] 于小华 , 杜九中 , 李双杰 , 等 . 柯萨奇 - 腺病毒受体与病毒性心肌炎 [J]. 心血管病学进展, 2004,25(6):443-446. DOI:10. 3969/j.issn.1004-3934.2004.06.012.
    [48] Barbaro G, Fisher SD, Lipshultz SE. Pathogenesis of HIVassociated cardiovascular complications[J]. Lancet Infect Dis, 2001,1(2):115-124. DOI: 10.1016/S1473-3099(01)00067-6.
    [49] Donoghue M, Hsieh F, Baronas E, et al. A novel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related carboxypeptidase (ACE2) converts angiotensin I to angiotensin 1-9[J]. Circ Res, 2000,87(5):E1-E9. DOI: 10.1161/01.res.87.5.e1.
    [50] Liang R, Wang L, Zhang N, et al. Development of smallmolecule MERS-CoV inhibitors[J].Viruses, 2018,10(12):721.DOI: 10.3390/v10120721.
    [51] Sagar S, Liu PP, Cooper LT Jr. Myocarditis[J]. Lancet, 2012,379(9817):738-747. DOI: 10.1016/S0140-6736(11): 60648-X.
    [52] Eyer-Silva WA, Rosa da Silva GA, da Cunha Pinto JF. Acute myocarditis after switch to dolutegravir: a reminder of potential toxicity of integrase inhibitor-including HAART[J]. AIDS, 2019,33(13):2105-2107. DOI: 10.1097/QAD.0000000000002322.
    [53] Hufnagel G, Pankuweit S, Richter A, et al. The European study of epidemiology and treatment of cardiac inflammatory diseases (ESETCID). First epidemiological results[J]. Herz, 2000,25(3):279-285. DOI: 10.1007/s000590050021.
    [54] Barbarinia G, Barbaro G. Incidence of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in HIV infection[J]. AIDS, 2003,17 Suppl 1:S46-50.
    [55] Sadigh M, Puttagunta S. Cardiac manifestations of HIV[J]. Front Biosci, 2003,8:s305-313. DOI: 10.2741/954.
    [56]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精准医学学组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 成人暴发性心肌炎工作组 . 成人暴发性心肌炎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J]. 内科急危重症杂志,2017,23(6):443-453. DOI:10.11768/nkjwzzzz20170602.
    [57] Mason JW, O'Connell JB, Herskowitz A, et al. A clinical trial of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for myocarditis. The myocarditis treatment trial investigators[J]. N Engl J Med, 1995,333(5):269-275. DOI: 10.1056/NEJM199508033330501.
    • 点评 1
      本研究分别对柯萨奇病毒、艾滋病病毒、SARS-CoV、流行性感冒病毒（H1NI及H7N9）、MERS-CoV、2019-nCoV等引起的病毒性心肌炎的病原学与流行性病学、临床特征、心肌损伤机制、诊疗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综述，选题新颖，写作层次、结构分明，逻辑合理，基本纳入了最新的研究资料和成果。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黄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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